双面李大伦

　　有影响的政坛“大佬”

　　与曾锦春被抓后举城狂欢庆慰相比，李大伦的倒下，给人更多震动和沉重感。这位体格魁梧、举止稳健的官员，是1949年以来湖南在任上被反腐铁拳击倒的“重量级人物”。

　　“我多次虔敬地向他汇报工作，现在想来是向一个大腐败分子汇报，心里直作呕。”郴州市直机关一负责人说。

　　郴州一位老干部对《瞭望东方周刊》表示，“党在地方的一把手，本应在当地拥有最高威信，如今却变成了人民的罪人。他在台上教育别人，却教育不了自己。现在郴州老百姓认为，洪洞县里无好人，就连一些干部也这么认为，执政党形象受到了严重损害。”

　　李大伦49岁入主郴州。此前，他任过临澧县长、县委书记，湘西自治州人民政府常务副州长、州委书记，省委农村工作部部长、省农办主任。从人民公社一路摸爬滚打、当过2个市州和省直部办委“一把手”的资历，无疑增加了他在同僚中的份量。

　　湖南省委一位与李私交不错的官员说，李到农办后一度有些消沉，但后来“状态”明显回升，对自己有一个比较高的预期。本刊记者阅读这期间他写的美文《感受郴州》，热力迸射，一连用了“我用激情的脚步触摸”、“我用专注的耳朵倾听”、“我用虔诚的心情拜谒”、“我用渴望的目光探求”四个排比段式，表示“惟有执着一念，以今天的努力再铸辉煌”。已届天命之年的这位官员渴望再建功业的冲动毕显。

　　人“鬼”之间

　　郴州对李大伦有“前三年是人，后四年是鬼”的说法。一些人对他“出事”并不感到意外。雷渊利案发后，不少人就在议论，郴州的贪官不止雷一个人，比他问题更严重的人还有---这中间就包括市委书记。大家对他的议论主要集中在两点：一是用人“看不懂”，二是热心为一些工程项目“现场办公”。

　　“悠悠万事两件大事，招商引资项目建设”。郴州众官员倒背如流的这一语录，是李大伦在各种场合反复强调的经典。他的注释是“靠原始积累太慢，靠银行贷款太难，靠财政投入太少，只有招商引资来得快”。官员们都承认他目光如炬，“抓住了牛鼻子”。但民间后来的解读是：郴州贪官的典型特征正是“和老板打得火热”。

　　2003年10月14日的《郴州日报》，报道了李大伦在雷渊利等陪同下到城市广场、兴隆步行街、兴旺步行街、五洲大酒店等项目建设工地“实地调研”，李现场强调，对外商要给予更优惠的政策，对职能部门要搞行政过错和行政不作为追究，项目业主遇到的问题要定人限时办理好等等。后来的调查证实，李大伦包括雷渊利、樊甲生这3名市级领导，都与上述项目业主发生了巨额利益输送。

　　为了证明李大伦身上“有很多东西看不懂”，有官员谈到李陪一位省领导视察整顿矿山的细节：李大伦当着这位领导的面，对几个矿老板破口大骂，非常凶狠。临走时他又折返回来，对他们拱手作揖：“拜托各位了，这个时候请你们千万不要添乱！”

　　嘉禾县一位官员对媒体把李大伦过度“妖魔化”不赞同，他认为李身上“见不得人的东西很多”，但这些年郴州的发展有目共睹，客观评说，李是有贡献的。但他接着又谈了一件“自己看不懂”的事：常德临澧县有位退休干部的儿子患了白血病，家里根本拿不出钱来治疗，李大伦知道这件事后说，“这个人我了解，过去拒收礼金，办事正派，决不能让这种廉洁的人为难”，当即在郴州老板中为他筹捐了6万多元，令这位老部下很感动。

　　湘西自治州委官员透露，李在湘西工作时，通过秘书向组织上交过2万多元礼金，还上交了手表、金戒指、皮大衣、消毒柜和其他一些物品。据李大伦自己透露，到郴州工作后他也向纪委或廉政办上交礼品礼金约128000多元，一些单位购买他那本颇有争议的《大伦书法作品集》的135000元购书款，也全部捐给了郴州市教育基金会。这是当地一家专门资助在校贫困学生的半官方机构。

　　但在目前查出的李大伦夫妇3200多万元“家庭存款”面前，上述数字真如肥牛一虱，李的上交举动更显伪诈苍白。

　　郴州“太上皇”

　　郴州市委大院连贯苏仙岭山麓，四季苍翠葱茏，李大伦喜欢傍晚散步。但很多公务员远远见了他便绕道走，不敢上前打招呼。市委一位官员说，他的生活圈子很奇特，除了老板和要害部门的头头，很多处级干部他都不认识。

　　郴州一些老干部对记者说，李大伦比较高傲，一般人不接触；他想办的事情，无论怎么都能办下来，很坚定执著，也有手段。过去每年过春节，都请老干部向市委市政府提提意见，再吃一顿饭。后来会不开了，只吃饭。大家说吃饭并不重要，你一年到头说了365天的话，希望能抽出半天，也听我们讲一讲。但他我行我素，吃完饭就走。

　　据《瞭望东方周刊》了解，李大伦主政后期，权力被无限放大，大小事情决策基本是他个人专断。市委书记本来是地方各种利益关系调配、调整的主宰者，但由于他缺乏最基本的党性原则，不但把一些利益“调”到自己口袋里去了，还凭借“一锤定音”的个人霸气和监督失灵的机制缺失，提供了一种坏的价值导向，既保护了一批腐败官员，还制造出一个庞大的非法既得利益群体，加剧了班子内外大面积疡烂。他对郴州社会的伤害是深层的。

　　应当说，李大伦受到的主要挑战来自媒体，这几乎是官员到老百姓的一致看法。嘉禾高考舞弊、竹园宾馆淫窝、珠泉商贸城拆迁事件、全国住房公积金第一案等等，还有被频繁曝光、难以计数的矿难事故。2004年，在李的授意下，郴州市出台了一份与中央精神明显不符的“红头文件”，规定郴州境内任何单位、机构和公职人员，未经市委宣传部门许可，一律不得接受新闻媒体采访，违者将受到严厉的纪律和组织处分。新华社有关这份文件的情况反映引起高层重视，针对正常舆论监督设置的这个“土围子”才得以被打掉。

　　2004年李树彪案发后，李大伦公开在一次党政联席会上说，“如果媒体来曝光，就把他们的照相机、摄像机砸了再说！”现在来看，这与其说是李大伦气焰嚣张，不如说是他预感到末路来临的一种紧张。

　　“李大伦是一个极其清醒的腐败分子”这是郴州一位老干部的精准点评。事发一年前的“保持先进性”教育活动中，李大伦剖析了自己七个方面的问题。“我的党性分析”这份材料尽管不无文饰，避重就轻，但仍可窥见他内心的起伏波皱，某些披露逼近当今官员的言说“底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