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学期开始了，为孩子进“名校”整整“奋斗”了两个月的李霞(化名)终于舒了一口气——孩子终于被送进名校了。

　　9月初的一天清晨，李霞把孩子第一学期的6000元择校费交到了哈尔滨市一所中学。这所中学是哈尔滨市一所优质中学的分校，距离李霞家不远。为了择校，近两个月来，李霞动用了一切关系，可谓是“跑断了腿，磨破了嘴，受尽了白眼”。

　　大海捞针找“关系”

　　李霞夫妇是一家工厂的普通工人。女儿今年小学毕业升初中，按照校区划分，她应该到一所普通中学读书。可是李霞不甘心，为了孩子将来能考上一所名牌大学，她决定让女儿进“名校”，接受最好的教育。

　　经四处打听，李霞得知要上“名校”必须有“关系”，或是通过教育系统的“内部人”牵线。这可给平日不善交际的李霞夫妇出了个难题。他们翻出尘封已久的电话簿，一边搜索着上面的人名，一边绞尽脑汁地回忆这些人的背景是否与“名校”搭上边。

　　终于，李霞想起她的一个10多年未联络的初中同学现在在一所“名校”当老师。

　　李霞立即打电话联系到了这个老同学。“上‘名校’只花钱是不够的，至少是教务主任以上的级别才能办，我们这些普通老师实在无能为力。”老同学直言不讳。

　　李霞哪肯因老同学的几句话而放弃。一连多日，她晚上提着水果和营养品站在老同学家门口等候，软磨硬泡，“毕竟你在教育口多年了，起码能认识一两个领导，至少比我强得多。”老同学不得不答应帮忙试试。

　　钱没送出去却病倒了

　　一周后，老同学告诉李霞，他通过一个朋友找到了教委一位主管部门的负责人。这位负责人当场拒绝了，还从兜里掏出厚厚的一打纸条跟他交底：“这些‘条子’都是找我进‘名校’的。别看‘条子’多，可都是经过精心筛选后留下来的。里面有我顶头上司的亲属、有某局某实权派领导同学家的孩子，有退休老领导的孙子，还有省、市一些领导安排的。”这位负责人还说：“这些条子哪一个都得罪不起。为了他们，我自己家亲属的事情我都给推了。”

　　然而，这次碰壁仍没有打消李霞的念头，她小心翼翼地打开紧夹在腋下的皮包，掏出一个裹着报纸的包裹，凑到老同学耳边说：“这里有5000元，如果不够我再给。”老同学无奈地摇着头说：“这不是钱的问题。”

　　回到家里，李霞一下子病倒了。

　　抓住一棵救命“稻草”

　　孩子上“名校”的事还没有眉目，李霞吃不好睡不着。两天后，还未完全退烧的李霞从床上挣扎着起来，又开始了新一轮的择校“奋斗”。

　　功夫不负有心人。李霞终于辗转联系到了某区教育局的一位退休领导。

　　如获救命稻草的李霞提着上千元的滋补品，到这位素未谋面的老领导家“串门”，恳请其帮忙。也许是被她的诚意打动，这位老领导爽快地答应了。李霞悬着的心总算有了着落。

　　还未超过3天，她又开始忐忑不安起来：老领导找的那位在“名校”有点实权的干部，在通了一次电话后，手机一直关机。

　　心里实在没底，李霞不得不硬着头皮，再次拿着礼品敲开了老领导的家门。在老领导的指点下，李霞找到那位“名校”实权领导的家，进门寒暄了几句，就将包裹着层层报纸的一个信封塞到了那位领导家的沙发缝里。走出房门，李霞长长地舒了一口气，一种从未有过的轻松油然而生。

　　支付完这笔不菲的中间人好处费，李霞夫妇不敢有丝毫怠慢，经常出入酒店，陪着笑脸，请中间人吃饭。李霞说，这两个月去饭店的次数，比她这辈子去饭店的次数都多，但为了孩子的将来，她全都认了。

　　上名校就是冲着升学率

　　李霞说，为了孩子进“名校”上学，平时节衣缩食的他们几乎花光了几年的积蓄。

　　花尽毕生血汗钱挤进“名校”的分校是否值得？李霞说，自己这么做之前已认真考虑过。

　　她说，孩子进的这所“名校”的分校，授课老师和总校老师都是一样的，等到初二，孩子就可以搬回总校上课。据李霞讲，这所初中去年1000多名毕业生有一半以上考上了重点高中，就冲着这个普通中学无法比的升学率，她就是砸锅卖铁也要花这个钱。

　　记者调查后发现，像李霞一样费尽心思为孩子“择校”的家长不少。一位有为孩子“择校”经历的家长告诉记者，“名校”和其旗下的“校中校”共享优秀的师资力量，教学质量非常高，自然受到家长们的追捧。

　　还有家长感言：“择校风”越刮越猛，也使原本就不均衡的教育资源分配更加倾斜。但是一些实在拿不出“择校费”的家长只能望洋兴叹。

　　一位多年从事教育研究的专家表示，“择校问题”已经严重破坏了义务教育的公平，某种程度上金钱成了决定孩子能否享受优质教育资源的标准，让许多孩子失去了公平接受优质教育的机会。

　　13岁少年回忆小升初摇号之痛

　　2006年6月25日，是我难以忘怀的一天。

　　那天上午，我和爸爸妈妈一起去外国语学校看小升初电脑派位的结果。今年，我小学毕业。不久前，填报中学时，我毫不犹豫地填报了外国语学校。她可是我心目中最最向往的学校。

　　在前往外国语学校的路上，我一遍遍默默祝愿自己。车外美丽的街景，我无暇欣赏；车内悦耳的音乐，我无心聆听。我心中只有一个念头：我一定要摇上，我一定能摇上！

　　离结果公布还有一个小时，学校门口已是人山人海。他们往往是一家三口同时出动，都想在第一时间获知摇号结果。我看到了我们班上的不少同学和家长，大家都怀着紧张期盼的心情等待着。

　　“来了，来了！”不知是哪一位家长一声高呼。我看到从学校的教学楼里走出几名老师，他们把一张张名单贴在墙上。

　　“哗”大家像潮水一般涌了过去，我也拼命地往里挤。可是，那一道又一道的人墙太“坚固”了，把我封堵在两米之外。我心里万分焦急。突然，我听见一位家长在大声地报我们同一个小学摇上同学的名字。我立刻竖起耳朵仔细倾听。“杨大哲、张锋、陈秋雨……”名字一个一个报过去，我的心紧张到了极点，连大气也不敢喘。直到最后，我都没有听见报我的名字。

　　这时，我看见班上同学的妈妈走了过来。她摇摇头说：“别挤了，你们班只摇上了8个同学，你们几位成绩比较优秀的都没有摇上，唉！”

　　我听了她的话，心里更加焦急。心想：耳听为虚，眼见为实。我一定要把名单看一遍。

　　一个小时之后，人群渐渐散了，我终于挤进去，扒在纸上，一个名字一个名字地看。我把2000多个名字看了个遍，也没有找到自己的名字。我难过极了。

　　我转过身来，看见有个同学没有摇上，一家三口久久站立在学校门口。他们眼神中流露出的是向往，更是无奈……他们带着破碎的梦，黯然离去。还有个女同学，没有摇上，禁不住痛哭起来。我看着心中更加忧伤。我也很难受，但我是男子汉，我忍住了泪水。

　　最后，我朝外国语学校美丽的校园深情地望了一眼，伤心而去。

　　此事已经过去很多日子了，但我至今回想起来，心中仍隐隐作痛。

　　我认为摇号是不太公平的。第一，摇号就和彩票摇奖一样，依靠的是运气，实质就是赌博。难道主宰我们人生的是靠运气，而不是凭真才实学吗？第二，听说外国语学校是经上级教育主管部门批准可以通过考试招生的学校。既然可以考，为什么不能大家一起考？4000人考和2000人考又有什么区别呢？第三，我们很多同学为了考外国语学校，辛辛苦苦准备了好几年。每到双休日，我们都在外面补习，如今却因为没摇上号，连考试的资格都没有！这对我们幼小的心灵是多么巨大的打击啊。我们的心灵承受不住啊！

　　我的小升初已成为往事，它留给我一段痛苦的经历。但在我后面还将有一批又一批同学也将小学毕业。我呼吁，能否尽快改革这样的考试制度，让同学们不再承受这种“摇号之痛”？

　　几年备考路，一把辛酸泪

　　郁进东

　　儿子刚跨入小学校门的时候，就听“过来人”说，你们的好日子到头了，今后等候你们的将是沉重的功课，繁琐的作业和考不完的试。我自信党和政府正在大力推进素质教育，所以，对此言不屑一顾。然而，今天，我再回首儿子这6年的学习生活，重新品味那位“过来人”当初的告诫，方知如今，当学生的真苦，作父母的真累，搞素质教育的真难。

　　起初的3年，儿子每天的课后作业还算好，晚饭前后大多都能完成。家长也无非是给孩子默写字词，背诵课文，写上“已会背”之类的留言。我们这些父母往往都是不称职的老师。由于我们自身文化低，普通话很不标准，往往报出来的字词，与要默写的风马牛不相及。如将“贤达人士”报成“闲杂人士”。看着儿子因听不懂而着急的神情，我们心中是无限的愧疚。

　　但从4年级开始，儿子的作业和考试都明显多了，因为他是小学高年级了，再不能靠考得几颗星，戴几朵小红花这种奖励来学习了，而必须给他们压力。有一天，学校开家长会，校领导对大家说，好初中就那么几所，你们如果想让孩子上好中学，就得给孩子加油。谁愿意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不用他说，家长们早就开始给孩子买各种教辅书，做各年级的A、B卷。

　　年级越高，作业和考试也就越多，早上到校时间也提早了半个小时。大冬天，儿子天不亮就起床，夜很深还没睡，当父母的看着都心疼。

　　然而，学校的功课属“计划内”，再多也还有个约束。而校外的辅导课则属于“计划外”，那简直就是应试学习的无底洞。

　　我们所在的城市，最好的中学是一所外国语学校。它的入学考试都是用英语命题。得，赶快恶补外语。于是，我们请来了外语家教，一周上两次课，主要是拉一拉学校的课程。周六到一位英语老师家再连上两小时，从头学习《新概念》。五年级以后，每周日还要到一位经验丰富的外语老师那边，进行外国语学校考试的针对性训练。

　　我们听说，有奥数竞赛和计算机竞赛一等奖，可优先被好初中录取。于是，我们又请来大学数学系和计算机系的研究生做家教。买来小学生数学报，奥林匹克竞赛题给儿子加油。到了双休日，又给儿子报名参加奥数和金三角的培训班。一学就是几个学期，风雨无阻。

　　我们得知，如果学生有文艺天赋，考试可以加分，录取可能优先。我们立即给孩子报名学拉小提琴。小提琴老师假模假样要看一下孩子，说主要是看看孩子的手指够不够长。我心里嘀咕，看啥呀，肯定收，一节课50元呢。果不其然。于是，儿子每周又多了一小时的小提琴课。

　　为了孩子上课方便，我们专门买了辆二手车。每到双休日，我们就在各个学习点奔走，我也成为负责运输的车夫。往往是上午上外语，下午上奥数，晚上拉小提琴。最厉害的一学期，课程排不过来，儿子是中午11点50分上完计算机课，接着12点45分就要上英语课。两个上课点距离又很远，儿子的中饭只能将就着在车上吃了。

　　有一次，我出差未回，孩子第二天又急着用一本奥数竞赛辅导资料，爱人晚上冒雨到新华书店寻找。天黑风大雨急，爱人骑车摔了一跤，书没买着，还害了场感冒。此后，儿子每次写《我的××(人)》之类的作文，就是写妈妈，就要把这事翻出来叙述一遍。我们看了，有股说不出的怪滋味。

　　一天晚上，儿子在很认真地背诵社会知识问答题。我凑过去一看，是问《水浒传》的两个女英雄是谁。大概平时“大娘水饺”吃多了，儿子答成孙大娘和扈二娘。我哭笑不得，这算什么题啊，有什么考头？

　　如今，儿子的抽屉里摆满了各种获奖证书。遗憾的是，苦拼了几年，最高的才是个二等奖。小学毕业前，老师拿来中考(初中升高中)的英语试卷。总分120分的卷子，儿子竟得了107分。而小提琴，他也通过了7级考试。然而，儿子几乎牺牲了童年所有的快乐，我们则付出了大量的时间和金钱。

　　我们多渴望，孩子的努力和付出能让他顺利跨进优质教育的大门！(本文作者是郁育聪的父亲)

　　编后

　　这个时候关注“小升初”、“择校”似乎有些不合时宜，这个话题，在每年的六七月才是热点。但是，郁育聪的一篇作文和其父的叙述，让我们知道，“小升初”和“择校”给每个小学生和其家庭带来的痛苦和辛酸不仅仅存在于小学的最后一个学期，而是从孩子上三四年级就开始了，甚至贯穿小学6年。哈尔滨家长李霞的故事，则让我们看到了“择校”过程中另样的辛酸。

　　“择校”之痛更多的是长痛，是煎熬，然后在“小升初”前再急性发作。教育部门这几年开出了不少药方，也下了猛药，至于疗效，不能说没有，但止得了短痛治不了长痛。如何根治“择校”顽疾，还需要有关部门好好研究，找一些治标又治本的良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