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6月，上海浦东一楼盘，交房已半年，从灯火可以看出入住者寥寥。大部分房子捂在炒房客手里，楼市泡沫明显。

2004年底，上海楼市开始疯涨，新开楼盘一房难求，购房者彻夜排队购房。

　　他们是房市“击鼓传花”游戏中倒霉的最后接手者。在上海房市五年涨跌的新一轮投资热潮中，他们逢高入市，随后不得不承受房价暴跌带来的重大损失。最高者一月之间房子贬值50万元。

　　这是一起一开始并不被看好的官司。它涉及的总购房款达1亿元，一方是实力雄厚的开发商，一方是力量弱小的个人。当89个受争议的购房者于2005年12月自发联合提出集体退房诉讼时，质疑和悲观的论调从未远离，尽管他们同样得到了相当力度的舆论支持。

　　在2005年和2006年，无数人的眼睛紧盯向这起“上海集体退房第一案”。这或许因为它是这样一个特殊时代的典型标本，所有人都盘算着高房价，而与高房价的斗争至今没有平息。

　　历年的“金九银十”未给房市带来预期的回暖，而在经历了十个月困难坚守后，在中央宏观调控和反腐重拳纵深推进的九月，退房者们最终迎来了属于自己的胜利。

　　10月10日下午1点13分，上海市宝山区新沪路1069号309室。50来岁的周大军拿着刚刚填好的文件，起身走到窗前。

　　窗外不到200米，便是即将与其“恩断义绝”的“水岸蓝桥”楼盘——项目总建筑面积22万平方米，地处上海西北城郊结合部，原来是一片菜地。2004年8月，“水岸蓝桥”开盘，均价只为六七千元/平方米，年底即涨至9000元/平方米；3个月后，房价飙升到最高点14500元/平方米；但仅隔一个月，房价就跌了20%，随后一路狂跌，现在均价只有约9700元/平方米，“似乎还有继续跌价的可能”。

　　房价从暴涨到骤跌，似乎仅是刹那之间，而对周大军来说，从不舍昼夜排队购房到集体退房，更像是幻梦一场。他站在窗前，甩了甩手上的纸，神情凝重地低声问，就结束了吧？他的妻子坐在旁边，正和林森说话，听到发问，于是抬头瞄了他一眼，抱怨道：“作孽啊。”

　　和自住客周大军一样，投资客林森只需花几分钟在几份文件上签上名字，便能结束长达10个月的退房官司，将同在“水岸蓝桥”的某处房产退还给开发商大华(集团)有限公司。大约15天后，他将拿到扣除部分费用之后的购房款。

　　一旁的杜跃平，喊了喊林森的名字。后者跑过来，笑着问：“杜律师，有事？”

　　每一个退房者签完文件后，都要到杜跃平处确认一下。对于他们来说，刚刚过去的2006年9月，无疑是个令人鼓舞的9月。他们于去年12月提出的集体退房诉讼在这个月终于一审判决胜诉。从9月28日开始，退房手续就在这间房间里正式展开。

　　身为水岸蓝桥89名业主的代理律师，杜跃平——这位跃平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也便随之进驻。5个工作日里，已经有六十几个人在解约文件上签好字。杜说，顺利的话，再过半个月，这个“上海集体退房第一案”就将落下帷幕。

　　已经签了字的周大军们，再也没有选择的余地。临时组成的89人退房团——这批“击鼓传花”游戏中倒霉的最后接手者——也将各奔东西。

　　曾经的癫狂

　　周大军说，他还要买房。

　　这是一个退休双职工的家庭，惟一的孩子还在读书。身为当家人，周大军一直觉得自己和其他退房者不同。他需要一套房子，那是他梦想中的家，可是直到2004年12月，他才以9030元/平方米的价格买下一套139.13平方米的商品房。

　　当时狂喜的心情一直历历在目。力排几千人而买回的金馍馍，坐落在14楼。签下合同的周大军想了想，还是有一些不满意。他胸前开过手术，那道30厘米长的刀疤至今隐隐作痛。他想把房子换到更低的楼层去，或者换一套电梯房回来。在房价飞涨的2004年底，这个愿望几乎是举手之劳——将还未到手的期房转手卖出去，赚一笔差价便可换一套更理想的房子。

　　周大军的换房计划一直进展顺利，却在2005年3月中下旬突然转了个弯，“一夜之间面目全非”。斯时，中央宏观调控政策频频出台，房地产市场气氛凝重，而周围人羡慕的眼神也顿时变成了幸灾乐祸。一开始，周大军没想着去退房。他只想和开发商商量着办——换房，哪怕贴点钱也成。

　　开发商的态度一度暧昧，但2005年9月得知有人起诉后，态度就变了。他们说，换房没门，要么起诉，要么就乖乖住进去。为此，周大军闷坐在家中，琢磨这事。

　　举棋不定的时候，周大军接到一个电话。电话里，对方问的第一句话就是：“你想退房么？”

　　这个打电话的人叫袁国锋，也是“水岸蓝桥”的业主。当时，水岸蓝桥第一期的业主资料被大华集团打包卖给了装潢公司，随后辗转到了袁国锋手中。袁国锋只花了一个月时间就决定退房，而买房时花的时间更短，只考虑了两天。

　　2005年的整个春节，袁国锋一直在关注上海房价。他看到谢国忠等专家在报上说上海房地产泡沫，但想了想就扔在了脑后。在他看来，任何一个稍有头脑的商人都会有一个基本的商业逻辑：上海得到了中央政府的大力支持，这种政治支持的意义显而易见。

　　“那个时候真是一天涨一个新高，”袁国锋回忆，“好像大家都在买房，再不买就没了，买房还要排队！”

　　袁说，2005年2月29日，他赶到“水岸蓝桥”看房，在11号和3号之间犹豫不决。一天后再打电话过去，售楼小姐告诉他，11号房被别人买走了。袁国锋一听急了，“再不买真的买不到了”，立马以14000元/平方米的价格买下了3号楼的房子。

　　然而5天后，中央遏制房价快速上涨的“国八条”等措施就陆续出台，上海整体房价尚在峰顶迟疑摇摆之际，“水岸蓝桥”小区的价格已经迎风而落。4月底，袁国锋发现，“水岸蓝桥”中同等规格同等位置的住房，价格已降至1万元/平方米左右。3月份价值150万元的房子，此时只值100万元，缩水了三分之一。

　　另一方面，袁国锋一家原先居住的房屋本来已被划定为拆迁房，按货币化补偿方案，他可拿到50多万元的补偿款，这本是他家庭理财计划中购房资金的重要来源。房产市场日益萧肃，袁国锋原先的居住小区突然被通知“暂缓拆建”，计划中的补偿款遥遥无期。资金压力徒然增加，他苦着脸说：“每个月8000元的还贷，山一样地压过来。”

　　袁国锋找大华集团销售经理交涉过，对方一口拒绝了他退房的要求。那时袁国锋就意识到，自己力量太过薄弱，根本说服不了实力雄厚的开发商，只能寻找更多的伙伴。而那份辗转得来的资料，无疑帮了他一个大忙。

　　从谈判到退房

　　2005年5月，“水岸蓝桥”的业主论坛上，流传着一个新规定：“6月1日后，个人购买不足2年的住房，对外销售要全额征收营业税。”房价在跌，转手还得交税，有人开始喊出“退房”的口号。

　　通过电话和论坛认识的18个业主，第一次见面是在2005年9月中旬，在普陀区的一个茶馆。大家越说越投机，结果其中两人发现，原来他们买的是对门。

　　50多岁的庄均在上海南翔镇有自己的工厂，是少数可以与律师直接用法律术语沟通的业主。庄均原来觉得房地产与法律都是离自己很远的词语，短短几个月就转而精通，他说这是源于对自身的负责。

　　他退房的原因似乎很简单——24岁的儿子最终不打算回国了。这事发生在2005年5月，距离他在购房合同上签字不过三个月。但时间长短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自己当初买房的理由不存在了，而合同又赋予他退房的权利，那么他为什么不退？

　　聚集起来的业主表达了自己的愿望：要么补偿差价，要么退房，这是最起码的要求。此时，他们已然从媒体上获知，同处上海城郊结合部的几个楼盘已在降价——价格跌了15%的万里雅筑，从2005年6月开始，开发商指示销售人员给前一批业主逐一打电话，表示将直接补偿差价给业主；与万里雅筑斜面相对的达安春之声，让业主们在“补贴装修、赠送车库和补贴房价中三选一”；上海新湖房产公开声明，业主两年内享有无条件退房的选择权；新江湾城·上海梦想雍景苑的开发商甚至承诺，倘若2005年9月17日到2006年6月30日行情走低，已购房的业主可以按区域平均价格，拿到差价部分补偿，或要求锁定保价期间某一阶段价格为最低补偿价格，还可获得一定的特别补偿。

　　但这样的好事，没有让庄均他们轮上。

　　大华集团态度坚决。“其间，我们跑了无数次的售楼处，但效果渺茫。”袁国锋回忆道，很多次，他们奔波在售楼处与大华集团总部之间，楼上楼下，楼里楼外，可是，没人理会他们。一些人甚至没能接近开发经理的办公室，就被保安挡住了。

　　这一期间，退房的队伍逐渐壮大。到2005年11月初，退房团队增至30多人。历年来的“金九银十”这一次并未给房市带来预期中的回暖，大大小小的调控政策出台了20来个，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中央开始“动真格”了。“都急了，眼看着2005年12月底的交房日期一天天逼近，可退房的事情却毫无进展。”袁国锋说。

　　因房价大跌急于寻找出路的人也多了起来。周馨云是温州人，用当地话来形容是“腰上挂满钥匙的人”。她来自炒房家族，哥哥操盘，自己挂名协助，兄妹俩从故乡出发，水银泻地般长驱直入，仅在“水岸蓝桥”就以“周馨云”的名义买下三套，价位在9000元-10000元/平方米之间。“没亏多少，但手头太紧了，只能弃卒保车。”

　　唐继祥的运气也不见得好。这个小建筑承包商很不幸被套牢了，更不幸的是，他的几项承包工程先后出了事。资金的压力让他每天睡不着觉。唐说，像他这样的人，“在整个退房团占40%”。

　　2005年11月16日，袁国锋和他的伙伴们第一次见到“水岸蓝桥”项目副总经理、大华集团二分公司副总经理黄森。让他们始料不及的是，这位开发商代表自始至终不言不语，甚至不愿意在袁国锋做的会议纪录上签字。

　　开发商的态度让人心寒。直到三天后的11月19日，对于不断上门的退房者，大华集团才扔出一句话：“退房不可能，除非打官司。”

　　调解已经无望。业主们绝望而愤怒的情绪先在电话中弥漫，随后在网络上扩散。本来很多业主并不是真正想退房，只想从退房纠纷中获得补偿，这样，因房价下跌的心理失衡才可以调整过来。可是，谈判之门被开发商关上了。

　　到四天后再一次碰面时，闻风而来的业主已经达51人。他们郑重在一份解约通知中签名，随后送达开发商、贷款银行和贷款担保公司手中，明确表示：“依据当初商品房预售合同补充条款约定和国家合同法，决定单方解除合同并请大华集团七日内通知具体洽谈事宜；在其退房要求在获得大华集团答复前，将于2005年11月起集体停止还贷。”同时，他们还推选出了5名业主代表，寻找合适的律师，随时准备打官司；并将碰头会的地点从茶馆改成在附近某所学校的教室里，“将每一分钱都用在刀刃上，做好打持久战的准备”。

　　这年的12月2日，大华集团做出了回应。他们用词严厉地再次重申，“合同解除的权利或继续履行合同的权利在我公司，而不在您。”

　　12月上旬，业主聘请的律师杜跃平走马上任，并很快地将大华集团告上法庭。

　　几股分散的力量在杜跃平这里得以汇聚。“第一批提出诉讼的有83人，此后又加了7个人，分别立案，合并审理。”杜跃平说。但因为律师费用谈不拢，90名业主有过一次分流，8个东北投资客转到上海另一名律师胡钦福名下。

　　资本的魔力

　　力量的集聚，让这些退房者备受鼓舞。他们甚至分成几个小组，并推举了小组长。庄均和袁国锋都被选上了。

　　几天后便是2005年12月23日，冬至的第二天、平安夜的前一晚。退房者在普陀区一所职业中专里再一次碰了头。

　　就在这次聚会的一周前，网络上、媒体上关于退房一事的报道一夜间没了踪影，甚至上海市政府新闻发言人焦扬对退房现象给出的官方说法也被删得一干二净。业主们敏感地意识到，一些说不明道不清的因素开始起作用。他们心想，是不是该和政府一样，拒绝用“退房”来称呼他们的行动，而是用一个相对中性的词：解约，解除合约。

　　他们此刻还没想到，2005年底的上海市政府在房地产市场上扮演的角色会愈显尴尬。

　　他们此刻还没想到，2005年底的上海市政府在房地产市场上扮演的角色会愈显尴尬。回溯两年前，当中央下定决心开始宏观调控的时候，上海政府对于自己掌控全局的能力仍然有着超乎寻常的自信，但事实上，此时央行已经发出了预警，学界开始质疑。此后的两年间，在众多力量共同博弈之下，资本的狂奔被迫遏制住。

　　其结果便是，“2006年第一季度针对退房问题的大量投诉，将是政府有关部门非常棘手的工作。”2005年底，面对《南都周刊》，上海市政府部门一位不愿具名的官员说。

　　陆续出现的几个退房团，尤其是一些因为房价跌了就要求退房的群体，让这位官员相当头疼。他认为，集中退房问题既是一个经济纠纷，同时也是对和谐社会的一个挑战。“退房问题已经影响到社会生活层面，给稳定的社会秩序带来隐患。大量的投诉、诉讼乃至上访，在当前构建和谐社会的进程中都是不和谐之音。”

　　相关的政府调研工作在2005年四五月间就已展开，一个主题为“上海市房地产行业法律风险实证研究”的调研项目甚至在2004年底就有了初步的想法。“即便这样，仍然不断有新情况出现。”该项目主持人、海华永泰律师事务所主任颜学海回忆道。

　　政府的压力直接传递给开发商。立冬以来的那个月，一些上海开发商就像救火队员，忙着应付“团退潮”的一股股攻势。地杰国际城的销售总监陆飞便是其中之一。

　　“一对母女因为地杰国际城大降价而抱头痛哭”的画面成为了“团退潮”报道中最煽情的一幕，被媒体报道之后，陆飞和他身后的地杰国际城就成为媒体聚焦的中心。

　　无论从哪个方面看，位于浦东中环线上的地杰国际城都可以视为上海团退潮中一个极具关注价值的标本。规划总建设面积为110万平方米的这个超级大盘，至今仅开发不到1/5，地杰国际城的开发商既要面对前期购房者的退房要求，又要向市场推出大量新房源，可谓立于首尾受敌的进退两难之地。

　　“不退房，也不退款，市里也不鼓励这么做。”关于退房问题的立场，陆飞很坚定。

　　上海地产顾问高思品表示，抗议者对房地产市场的看法“极度天真”。站在开发商的角度来讲，房价从每平方米7000元涨到了8000元，此前的购房者没有将差价补偿给自己，现在从每平方米9000元跌到了7000元，却要求我将2000元退给你？

　　交锋前的部署

　　2005年冬至次日的这次聚会，律师杜跃平迟到了。晚上8点，庄均和袁国锋开始主动轮流站在讲台上，给其他业主条分屡析当前形势。

　　庄均的任务，就是给他的邻居们讲述2005年12月21日吴维退房诉讼的审理过程。吴维也是水岸蓝桥的一个业主，与庄均等人一样，对开发商大华集团提出退房要求未果，转而寻求法律途径解决。审理当天，吴维的形势并不乐观，他的律师在法庭因为准备不足而节节败退。但这并不影响大家的情绪。某种程度上，吴维的案子对他们来说，更像一个实战演练。

　　“无论怎样，大华已经亮牌了。而我们的牌，他们并不知道。”抬了抬手，庄均乐观地总结说。

　　坐在底下的周大军听了一阵激动，各种小道消息带给他的郁闷与焦虚一扫而空。他觉得自己并不太懂行，那么，跟着有胆有识的一群人去做，是最聪明的选择。于是，当庄均从讲台上走下来的时候，他忍不住跑过去，拍了拍对方的肩膀，说：“辛苦了。”

　　随后到来的杜跃平，给大家理了理法律程序，做了一些战略部署。比如，让他们悄悄做一些安排，将原本分散的90个诉讼并案处理，从而将原定2005年12月29日的开庭日挪到2006年1月，以争取更多的准备时间；比如，让他们利用各自长处，发动所有人收集有力的证据；比如，在退房理由中尽量避免“房价”的问题。

　　“我们都在一条船上了。我们没有回头的可能了。”这是这一天他们互相之间最经常说的话。

　　已经有风声传出了。开发商正在逐个击破，业主论坛的风向也有所转变。关于退房的讨论鲜有人跟进，甚至，有人发帖公开指责这些退房者“不过是正在倒霉的炒房者”。这样的传言于他们相当不利。

　　这个时候，他们更需要确认集体力量的存在。或许，就连他们自己都不清楚，这个“团结就是力量”的情形能维持多久，而这是他们能否最终胜利的关键。

　　法庭交锋

　　2006年3月15日、3月24日，原被告双方两次交换证据，此后，受理此诉讼的上海市宝山区人民法院分别在4月21日、24日两天进行了开庭审理。

　　争执的焦点，仍然是第三条款。

　　89个业主，和房展会上一块维权的“难兄难弟”们不一样，他们的预售房合同中有白纸黑字写着的第三条款。条款注明：“若乙方因自身原因提出解除合同，乙方应承担赔偿责任，赔偿金额为总房价款的3%，并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相关费用。”

　　在大华集团2005年约88万平方米的新房销售量中，只有水岸蓝桥楼盘约一百多套房源的预售合同中增加了这一条款。表面上，这是一个难以理解的失误。但在2004年，这样的做法是一种流行。

　　当时，开发商面对的是2003年以来“井喷”的上海地产市场——由国家发改委和国家统计局联合发布的数据显示，上海房屋销售价格在2003年同比上涨高达29.1%，远超出全国4.8%的平均水平；此前两年，上海房价涨幅也不过分别为2.1%和8.2%。

　　“2004年4月上旬有一天的《解放日报》地产版竟没有一个房地产广告投放！”当时的《解放日报》地产版主编许仰东嗅到一股席卷而来的上海房产市场热浪，“好卖到不需要做广告。”

　　这个时候在格式合同中增加第三条款，对于开发商来说无异于一个“很灵的主意”。在房价快涨的情况下，一旦出现房屋质量等问题，业方大多要求赔偿，并不会轻易选择退房。对于那些因为房产质量问题而找上门来的业主，把这一条款扔出去，也能活活噎死他们。“不爽，就退房呗。”开发商转手即能卖出，“不费一两分钟的事”，既能收到前一业主的赔偿款，又能赚到房价上升带来的差价。

　　可是，大华集团完全没有想到，原本给业主设下的甜蜜陷阱，最后套牢了自己，以至于大华集团一高层连喊“被动”——涉案的房子有90多套，均价13500元/平方米，房屋平均面积超过100平方米，这意味着，总购房款起码超过1亿元。

　　业主据此认为，按照合同约定，他们可以“因自身原因”提出解除合同，而他们宁愿承担赔偿所带来的损失。“我做好了10万元以内损失的准备，”袁国锋说，“包括3%的赔偿，一切相关手续费用，以及迫不得已情况下进行诉讼的律师费。”

　　但大华集团矢口否认。他们强调，“这不是你们的权利，而是我们的权利。”大华集团的意思是，这条款主要用于解释“在经开发商同意后，业主要解除合同需要承担的后果”。

　　双方仍然争执不下。

　　病毒式情绪

　　就在法院审理后的第4天，央行全面上调各档次贷款利率0.27个百分点，其中，5年期以上的银行房贷基准利率由6.12%上调至6.39%。这是央行在加息后短短一年多时间里再次上调利率。

　　消息出来后，庄均赶紧把一年来“躺在家中某个存折上”的90万元余款交了。林森想了想，这三年来他已从房市赚了两三百万元，这些许利息也就无所谓，不如按兵不动。

　　“穷人”周大军却按捺不住。看着其他人纷纷提前还贷，他感到进退两难。房贷利率涨了，判决书却迟迟不下。像烫手山芋一样的水岸蓝桥房产，是他卖了前一套房子买下来的，本该2005年12月搬进新房的他，现在非但要为那套不知何时能退掉的房子逐月付房贷利息，还要额外支出一笔租房费用。束手无策的他开始像只热锅上的蚂蚁。

　　他几乎每天都要给律师、“盟友”们打上一通电话，翻来覆去就那几个问题：什么时候能出结果？我还要退房么？你打算怎么办？官司打赢的可能性有多少？

　　没有人知道答案。如果上海房地产市场从此一蹶不振，为什么今年2月，一支由约30名身家号称5000万元的山西煤老板组成的山西购房团，高调进入上海看房？如果上海房地产市场将死而复生，为什么房价仍跌，成交量却停滞不前？

　　理性的分析并未减轻周大军的精神压力。他越来越对案子的前途感到担忧。焦虑的情绪就像一场瘟疫似的，在89个退房者传递开来。焦虑之后是一种不信任、怀疑。无来由的怀疑。怀疑律师不够卖力，怀疑“核心组成员”与律师一块怠工，怀疑律师被开发商收买了。

　　于是，吵架。吵不完的架。和律师吵，业主之间吵，核心组成员甚至为自己多垫了几百元而内讧。有几次，情绪激动的业主冲到杜跃平的办公室里，大吵大闹，有人甚至拍着桌子，砸了杯子，指着杜跃平的鼻子问，怎么回事？

　　杜跃平偷偷哭过。有着20年从业经历的老法师，曾办理过近千个房地产开发和房地产买卖的业务，却因为这个案子而一下子被推到风头浪尖。他的开发商老主顾开玩笑说：“你现在是业主维权的代言人，我都不敢找你了。”没想到，他服务的这一些业主们，因为无谓的传言而质疑他的职业操守。

　　无论杜跃平，还是89个退房者，身陷退房事件中的每一个人，一度深感筋疲力尽。时间、精力、信心、心情，种种内耗发生在眼前，可是他们无能为力。这个临时组成的团队几乎摇摇欲坠。

　　进入5月，便是漫长的等待。到6月，过了受理之后的半年期限，法院仍然没有动静。每天都会有小道消息传出。每隔一个月，就会有新的调控政策出来。房价在不断地跌，利息在不断地增加，业主们急于从这场官司泥淖中挣脱出来。

　　可是，同样身陷泥淖的开发商岂会轻易罢休？如果将上海这三年来的楼市比喻为一场“博傻”游戏，每一个投资者都认为自己不是击鼓传花中最后一个接棒的人，那么，最后的赢家一定不是业主，也不是开发商。

　　第一个将这个道理明白过来的，是林森。2003年他赶上了上海楼市的黄金时期，在上海长宁区古北路开了一家房屋租赁馆，专门做日本人的生意。最初入市时，他对房地产一无所知，趁着房价高涨的当头，也随波逐流地买了几套房产，转手卖掉，赚了二三百万元。一度“闷声发大财”的林森，不幸地成为了最后一棒的交接者。他以13450元/平方米的价格买下了水岸蓝桥125平方米的商品房。

　　一开始也会有不平。仔细想后，他发现，这是命中注定的。18年间，上海房地产市场一直是“政策市”，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资本只不过是不断变换的玩家而已。

　　从整个城市的角度看，整个上海看做一个楼盘项目，开发商是政府，众多房产开发企业是这个楼盘的购房者，购买其中的项目——土地。政府不断对楼盘进行包装，今年要进行浦江建设，于是，“购房者”纷纷购置浦江两岸的“楼盘”，明年，又建设“一城九镇”，于是，这些区域的“楼盘”又被抢购了。回过头看，“一城九镇”的说法没有人再会去提了。

　　林森说，这样一想，他对官司的结果就不在意了。如果官司赢了，那么，减少损失；如果官司输了，那么，将房子收下自住，只当“花钱买了教训”。

　　九月的胜利

　　进入2006年8月，一些退房者开始收到内部消息。法院中有人跟他们说，“出于政治方面的考虑”，退房官司一定会在国庆前给一个结果。此后不久，宝山区区长、陈良宇前秘书秦裕因社保基金案落马，事后也有好事之徒私下猜测两者间的关联。但在那时，没有人知道，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也被牵涉进社保基金案中。

　　无论如何，这个消息还是让饱受煎熬的业主们再度活跃了起来。周大军喘了一口气，觉得自己又找到了希望。

　　果然，9月11日，最早起诉的一个业主收到了第一份判决书，宝山区人民法院一审判决如下：“业主和大华公司的合同准许解除，业主除依照条款承担总房价款3%的赔偿外，还应承担因合同解除产生的一切相关费用，同时业主将在判决生效起15日内注销所购房屋的抵押登记，办妥的当日由大华公司返还扣除赔偿的购房款。”

　　业主们紧急碰了一次头。他们发现，按法院判决，他们与大华集团合同解除的时间是判决书下达之日，并非他们去年年底向大华集团发解约函的时间。这就意味着，除了3%的赔偿款，他们还要白白送给开发商10个月的房贷利息。以一套房产100万元来算，10个月的房贷利息就意味着10万元。

　　分歧再一次出现。

　　庄均、林森、周馨云很快得出结论，接受这个判决结果是上上策。庄均说：“我们就是捆在一起的蚱蜢，命运相同。如果闹一闹有用的话，就不会有这样的判决书。”而且，一场官司就是一场内耗战，与其内耗，不如减少损失，该干嘛干嘛。

　　有人不同意。他们提议赶在第二批判决书下达之前，“去法院闹一闹”。周大军想了想，他只能闹。售楼处公布的水岸蓝桥均价，现在为9700元/平方米，比他当时买进的价格还要高700元/平方米。

　　9月18日，20来个业主在宝山区法院门口静坐。有人跑来跟他们说，上海要规范稳定房地产市场，这当头闹，没用的。

　　周大军听了，心里七上八下。突然闪现的一线光明，也变得不确定了。他想算了，撤诉吧，这样还能有一套房产。可是，他又听说，水岸蓝桥的房价还得往下跌，“当年很多人都是在5000元/平方米的内部价买进的，9700元/平方米的均价还是有泡沫。”

　　正当他拿不定主意的时候，判决书却在9月22日下来了。这个50多岁的上海男人说，他立即意识到他犯了错误。他的盟友们并不打算上诉，这意味着，他要么自己单独上诉，要么和其他高价买进的业主一样接受这个结果。他悄悄算了一下账，2万元的诉讼相关费用，赔给开发商3.8万元的毁约费，牺牲给银行的10万元房贷利息，这些是他要真金白银交出去的钱；如果算上房产差价，他还要再损失9.8万元。

　　这是一笔25.6万元的损失。对此，周大军独自懊恼了几天，他的妻子不断地在耳边指桑骂槐。周大军悄悄问过杜律师，对方说，上诉成功的几率只有1%。

　　要不要继续上诉？业主们开了几次小会。这时，他们已从报纸上看到了上海10多家大型房地产开发商被中纪委找去“协助调查”的消息，不少开发商排在上海50强房地产企业前列。另一个听说的消息又加重了他们的疑虑，上海社保基金大案中一部分被挪用的资金，正是被用于投资房地产。业主们心里揣摩着，再晚一些时候，不少开发商资金链都有可能断裂，不如趁早把钱收回来安心。

　　林森说，游戏结束了，他要歇歇，也玩得差不多了。赚过，赔过，总的来说，还是赚了。所以他没有什么好后悔的。

　　生意人庄均的工厂生意进入旺季，仅仅接受采访的两个小时内，就有五六个单子飞进来。他说，他再也不会涉足房地产，那是他还没看懂的市场。

　　问到他打算怎么办时，周大军说他还不知道。“我犯了一生中最大的错误，我仍然看不懂楼市，可是我能怎么办？我还是要买房。人总得有一个住处吧？”

　　也许，很多年后，这些人都会遗忘这些事。洋场十里，纸醉金迷，这个一直承载着现代中国繁华之梦的都市，在三年的时间里经历了楼市的大起伏。购房就像一场运动。身陷其中的人们，不知是为哪里来的一股力量推动，曾经癫狂，大喜大悲过。

　　(应当事人要求，文中涉及的退房者均为化名，实习生潘爱娟对此文亦有贡献)来源：南都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