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党内民主，建设执政党的政党文明，是我国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战略目标的关键所在。为此，十六大报告提出“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

　　“把党内民主的重要性提高到党的生命的高度，这在历史上是没有过的。”中共中央党校王贵秀教授告诉《瞭望》新闻周刊，“党内民主建设得好，就会在人民群众中产生巨大的感召力、影响力和说服力，从而有力推动人民民主的发展。”

　　与此一脉相承的是，日前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明确提出“以党内和谐促进社会和谐”。有关专家指出，党内和谐的内容很广，关键是党内民主建设。搞好党内的民主建设，将大大有助于党内和谐，进一步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有力保障。

　　扩大党内民主提高执政能力

　　扩大党内民主，是在“新世纪新阶段，我们面临的发展机遇前所未有，面对的挑战也前所未有”的背景下提出的。它将有力地提高中国共产党统筹协调各方面利益关系，妥善处理社会矛盾的能力，是保持党的先进性，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的重要环节。

　　民主首先是与利益主体多元化联结在一起的。中共中央党校党建部主任王长江教授说，“在计划经济时期，不允许考虑自身利益，所以很难有真正意义上的民主。但市场经济以后，人们对利益的追求合法化，对民主的需求就直接表现出来了。”

　　我国提出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同的阶层，不同的利益群体，都将追求利益最大化，这个时候，利益的冲突、调节、分配导致人们民主意识的增加，“民主的发展也是必然的，比如基层搞村委会、村党支委直选，干部群众都非常欢迎”，王长江说。

　　扩大党内民主，是保持党的先进性，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的内在要求。“现在的党内民主建设应该加大力度，”王贵秀教授说，“改革开放27年以来，国家民主和社会民主都有很大发展，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有很大发展，群众的民主意识有很大提高。扩大党内民主，这和我们党的领导地位和保持党的先进性是相称的”。

　　“所以现阶段，进一步发展党内民主迫在眉睫。只有这样，才能实现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的‘以发展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王长江说。

　　对此，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决定》对“扩大党内民主”有明确要求。

　　“党建的重点要放在发展和扩大民主上，”国家行政学院徐鸿武教授在接受《瞭望》新闻周刊记者采访时说：“同时也注重党内集中，党的纪律和团结统一。”

　　保障党员民主权利

　　十六大报告提出，发展党内民主“要以保障党员民主权利为基础”，专家指出，这是克服当前党员民主权力虚泛化，扩大党内民主的重要条件。

　　徐鸿武教授认为，党员民主权利行使的程度，是党内民主建设成效的重要标志，也是政党文明的首要标志。党内民主就是让广大党员充分行使民主权利，遵循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共同管理党的事务；党的一切活动，党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等，都必须体现广大党员的意志和要求，因此，保障党员民主权利的行使，对党内民主建设具有基础性意义。

　　十六大通过的现行党章规定，党员享有参与权、选举权、监督权、申诉权等八项基本权利，但“现实情况与党章规定有较大差距，党员有关民主权利似乎被虚泛化”，徐鸿武教授说。

　　突出的表现是党内配套制度尚未健全，直接影响党员民主权利的行使。如由于党内选举制度的不健全，导致一些地方党的干部的委任制代替党的干部的选举制。由于党内决策制度的不健全，致使动员党员参与执行多，参与决策少。由于党内监督制度不健全，致使广大党员不能对党的干部实行有效的监督。

　　“保障党员民主权利的行使，首先是认识问题”，徐鸿武教授说，党内权力是广大党员赋予的，如果离开了广大党员民主权利的行使，党内权力就成为无源之水，无根之木，“十六大报告提出以保障党员民主权利为党内民主基础，正是体现了这种民主理念。”

　　健全代表大会制度纠正权力体系错位

　　对扩大党内民主的体制步骤，十六大报告明确提出，要“以完善党的代表大会制度和党的委员会制度为重点”，“扩大在市、县进行党的代表大会常任制试点”，“完善党委内部的议事和决策机制，进一步发挥党的委员会全体会议的作用”。

　　“这些重要规定总的精神，就是旨在纠正党内权力体系结构的倒置现象，对党内权力体系结构进行‘复位’和‘正位’，切实实现党内民主”，徐鸿武教授分析说。

　　“党代会常任制试点工作的意义是有普示性的”，王长江教授对记者说，“它触及到以制度架构明确党内权力的关键问题”。据了解，始于1988年的党代会常任制的试点工作，到现在已有18年，全国从最初的16个试点地区到目前，始终坚持下来的只有浙江省台州市椒江区。

　　“党的代表大会应该是最高权力机构，而不是服从党委领导下的一个机构，但现在这方面尚无制度保证。”王长江说。

　　按照党内民主制度的要求，党的权力体系结构应该是，党员大会和党的代表大会权力大于党的委员会，党的委员会的权力大于党的常委会，党的常委会的权力大于党的书记处。这是由民主制的权力来源和授权方向决定的。

　　“党的委员会由党的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对党的代表大会负责”，徐鸿武教授指出，“但实际上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党的权力体系结构倒置的倾向，违背权力程序的事时有发生。”例如，一些地方党的代表大会不能充分行使职权，党的委员会的职权超越党的代表大会的职权。党的委员会不能充分行使职权，党的常委会的职权超越党的委员会的职权，等等。

　　因此，正确划分党的委员会的全体会议(全委会)与党的委员会的常务委员会(常委会)的权限，进一步发挥全委会的作用，是理顺党内权力体系结构关系的重要环节。“党的重大问题必须由全委会充分讨论，作出决定。常委会只是主持经常性工作，不能代行全委会的职务，不能使全委会的职权化为乌有”，徐鸿武教授说。

　　坚持与完善党的民主集中制

　　党的建设的重要组织原则是民主集中制，这也是我们党的建设的优良传统，但在实际工作和政治生活中，对这一原则的理解和贯彻却有待完善。对此，王贵秀教授对记者强调说：“民主集中制不是民主和集中简单的有机统一，民主和集中不是分开的两个东西，民主集中制是民主的集中制。”

　　有关专家指出，现阶段，坚持与完善党的民主集中制，主要问题是在一些地方或部门，党内权力过分集中现象依然存在，甚至发展得更严重了。

　　徐鸿武教授向记者举例说，有的成为“第一把手绝对真理，第二把手相对真理，第三把手服从真理，其他把手没有真理”，还有的成为“开大会解决小问题，开小会解决大问题，不开会解决关键问题”。

　　又如现实生活中的“三拍”干部屡见不鲜：个人主观决策“拍胸脯”，决策失误“拍大腿”，造成损失“拍屁股”。

　　在一些地方或部门，由于权力过分集中于少数人，甚至过于集中于一个人，往往滋长错误的政绩观。有的搞形象工程、面子工程、搞花架子，形式主义；有的盲目攀比，追求高指标，铺摊子，上项目，留下一大堆胡子工程；有的“新官上任三把火”，“一个艄公一条河”，热心标新立异，贪大求奢，好高鹜远；有的急功近利，独揽大权，买官卖官，聚敛个人财富。

　　“解决这些问题的有效办法就是克服权力的过分集中现象，实行集体的适度分工，真正贯彻民主集中制”，徐鸿武教授说。

　　制度建设要切实到位

　　“现阶段发展党内民主另一个重大问题，是应加大党内制度建设的力度”，王长江教授告诉记者，“现在出台的制度还主要是制度的要素，互相之间的联系非常脆弱，甚至互相‘打架’，尚待形成一种相互连接的网络，一种构架，一种机制，这是一种有机的连接。”

　　“比如民主集中制，远不是民主和集中的简单结合，现阶段，它依旧只是一个原则，在实际运作过程中随意性很大，要通过改革来进一步健全”，王长江说。

　　制度建设还将在扩大党内民主，加强党内监督中起到重要作用。徐鸿武教授认为，我们有许多问题是思想原则到位而制度建设缺位。比如腐败产生的三个根源之一是制度缺位。要真正做到对症下药，当前关键是加强与完善有针对性的制度建设，在重大问题的决策程序上，真正做到民主决策，科学决策，集体决策，任何个人无权作出决定，这样才能少犯或不犯错误，少走弯路。

　　对于扩大党内民主完善党内监督，王长江教授指出，“在实际运作过程中，党内监督更多体现的是自上而下的监督，而缺乏自下而上的监督。我们把自上而下的监督和自下而上的监督搞混了，人民的监督是最重要的。目前名义上解决了人民是主人，但实际上，监督权不够，监督渠道不通畅，党内监督仍需完善。”

　　对此，徐鸿武教授提出了两点建议：一是应推行平权监督，监督者和被监督者应该是同级的；二是权力监督者应该有独立的地位，只有监督者组织上独立了，有了平等的地位，才有权威性可言。

　　在推进制度建设上，“首先是努力构建一个体系；其次要鼓励、引导地方积极探索改革创新，把遵守党章和改革创新结合起来，”王长江教授说，“同时，一个通盘的、超越所有部门之上的设计研究机构的存在是必要的，这个机构设计改革创新的框架和边界，具体的运作由地方充分发挥，但不得超出这个边界。”

　　毛泽东同志在《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一文中提出，我们要建立“又有民主、又有集中，又有自由、又有纪律，又有个人心情舒畅、又有统一意志”的政治局面，“我认为，这‘六有’既是党内民主建设的目标，也是建设党内和谐的目标”，徐鸿武教授总结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