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地娱乐行业的“公然抗命”，使得原本文化系统和版权系统的争执更为错综复杂起来。一些长期以来被习惯的上与下、官与民的尊卑之序似乎被颠覆了。而现代自由竞争中的另一些关系，买方与卖方，政府与市场，在当前中国的混沌状态，却因此凸显。

　　广州娱乐业何以“抗命”

　　一个地方行业协会何以率先叫板国家版权局？

　　在过去的一周里，广州娱乐业协会的会长黄世球成为了新闻人物。但媒体的关注和话题的敏感，却让他很矛盾。

　　一般情况下，在刚接到媒体采访电话的时候，他会抱怨着不要再骚扰他了，他的态度已经很明确了。但随后，他会在深呼吸的调整后，滔滔不绝地陈述协会的一揽子观点。

　　他不停地通过电话向外界重复一句话是：“我再重申一遍，我们不是反对收费，我们是反对这种收费方式。”

　　统一与分歧

　　11月24日，他在接受本刊采访的一个小时里，接到6个这样的电话，向对方抱怨了6回，重申了十多次他的观点。

　　然后他开始当着记者的面，念那份广州娱乐业协会已经公开数次的声明。其间，他被打断了一次，隔壁房间一个人把他叫过去说，你要强调合理的收费方式不是没有，这种“一刀切”的收费标准太落后了。

　　他回来后撇开那份声明说，“一刀切式”的收费标准没有考虑经营单位的实际情况，会造成卡拉OK厅即使在没有一个顾客时也会被收费的荒唐局面。他用手比划着说，即使每个包房的版权费减到每天每间1元，我们协会也认为是不合理的。因为这个收费标准在法律和常规上都站不住脚。如果有关部门强行搞这套荒唐、落后的收费，我们保留诉诸法律的权利。

　　一个地方娱乐协会率先如此强硬地向国家版权局叫板，黄世球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它并没有什么后台支持。行业协会对行政职能部门制定的规范、标准存在不合理、不合法之处，理所当然也要向上反映。“这一切都是娱乐协会的责任。”

　　2004年，黄世球从广州市文化局副局长任上退休后，担任广州文化娱乐业协会首任会长。据他讲，当时协会成立时，广州市文化局党委就很明确:行业协会是社团组织，不是文化局的一个部门、一个机构，不是“二政府”。

　　令黄颇为自豪的事情就发生在娱乐协会成立不久。当时，境外的49家唱片公司在境内告当地商家侵权。广州娱乐协会带领他们去打官司，最终取得了胜利。至今，在广州没有一个案子结案，有些是中级法院判了，商家再上诉到高级法院，对方就奉陪不下去了，最后只好不了了之。

　　黄说，这一次他要带着商家“继续战斗下去”。

　　据他称，在看到国家版权局11月9日公告的收费标准后，他们咨询了相关的律师，律师告诉他们，国家版权局批准一个尚未成立的协会——国家版权局主管的筹办中的中国音像集体管理协会，收取版权费这在法律上首先就站不住脚，要打官司这是关键。

　　黄有了“叫板”的勇气。11月13日，他们对外发布公告，拒绝接受国家版权局的收费标准，并保留诉诸法律的权利。

　　而广州娱乐业协会集体“叫板”版权局的做法，在协会内部却并不完全统一。

　　就在11月23日下午，广州娱乐业协会组织旗下会员召开了一次大会商讨对策。讨论的议题有两个，一是号召在这个关键时刻会员们要团结；二是向会员征求意见，到底什么收费方式大家可以接受。

　　据当日参加会议的金矿KTV行政经理程锡源回忆，当时大多数会员认为，如果经过协商，包房费能够降到大家可以接受的标准，还是可以商量的。而协会的意见是，现在已经到这个节骨眼上了，这个收费方式显然是不公平的，我们只有期待更加科学、公平的收费方式。

　　当日有一位文化部的官员也在场旁听，黄特别要求会员老板们用普通话发言。但程锡源称，这位官员始终没有发表意见。

　　娱乐协会的注意力在收费方式，而卡拉OK商家更多关注的是价格。程锡源明确地向记者表示，他们之所以参与娱乐协会的集体叫板，根本原因是现在公示的收费标准太高了。以这家KTV现有90间包房为例，按照每间每天12元的收费标准，一年下来仅版权费就得39万多。而以前每年从唱片公司那里买歌，付出的版权费仅为这个数字的1/20。

　　程说，商家真的不在乎哪种收费方式，更不会因此去得罪版权监管部门，他们在乎的是，怎样少花钱解决版权问题。但前提是与真正的卖家协商。

　　叫板版权局

　　2006年7月18日，当文化部文化市场发展中心主任梁钢在北京宣布“全国卡拉OK内容管理服务系统”正式启动的时候，广州娱乐业协会会长黄世球正坐在台下鼓掌。

　　这一天，这次新闻发布会的主要内容是，发起成立中国娱乐行业协会，黄世球作为发起单位代表出席。

　　一天后，国家版权局也宣布将建立自己的卡拉OK版权使用费办法。

　　7月27日，国家版权局举行新闻记者座谈会，就之前的卡拉OK经营行业版权使用费问题作出说明。当时，黄世球还在北京，他打电话希望版权局邀请他们这些地方行业协会一起座谈，但是前者没有回应。

　　8月20日，国家版权局在网站上对收费标准征求意见。仍然在北京的黄世球代表广州市娱乐业协会在北京起草了一份意见，递交到国家版权局。但黄一直没有得到回复。

　　后来，来自版权局的解释是，他们在公示期间收到17个娱乐协会的反馈意见，12个赞成；征求意见的座谈会上，7位发言的代表，5位基本赞成。

　　但黄对本刊记者说，全国成立娱乐协会的城市仅有5～6家，当时各协会领导基本上都在北京，从未收到版权部门的座谈邀请。

　　黄在呈递国家版权局的那份意见中提到，文化部批复同意的文化市场发展中心启动的“全国卡拉OK内容服务系统”，以点击率收费的方式和所体现的理念，与国家版权局监管的按包房收费的方式相比是比较科学、合理和公平的。它体现了作品“有版权要收费，无版权不收费、谁使用谁缴费，多使用多缴费”的原则，有可能使卡拉OK这一领域里的知识产权得到切实保护。

　　11月13日，广州市娱乐业协会就国家版权局公告卡拉OK收费标准之后发表的声明中，黄又提出了新的意见：目前卡拉OK娱乐场所使用的曲目有相当一部分未经国家文化主管部门审查。按照国家版权局现有的方案收取费用，无助于维护我国的文化主权和文化安全。

　　不过，黄世球向版权部门叫板，并没有延阻当地版权部门的推进。

　　早在2005年，广州市版权局委托属下广州视听中心开始筹建一套数字广州的系统。这套系统也把卡拉OK版权收费作为一项重要内容，它同样可以实现按点击率收费。而这个举动正是和国家版权局步调一致的。

　　广州视听中心的陈姓主任告诉本刊，实际上，国家版权局也一直在筹建卡拉OK版权点击收费平台，现在按包房收费只是应急之举，最终还是要实现按照点击率收费。

　　到那个时候娱乐协会还能找到抗命的理由吗？陈说，但他同时怀疑，如果没有文化部门支持，版权部门是否能最终收得来钱，毕竟，娱乐业商家都是由前者主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