食物安全关乎国计民生。争取食物数量的有效供给、质量的卫生安全、品种和营养的合理搭配以及食物资源的可持续发展，即确保国家的食物安全，是我国在新世纪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客观需要，也是当前全社会普遍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

　　在中国，人们习惯于将传统上的主食统称为“粮食”，主要是指稻谷、小麦、玉米、薯类等淀粉作物类和豆类二大类作物。但在国际上，与中文对应的“粮食”这个概念并不存在，在英语字典中也查不到与“粮食”相对应的英语单词。国际组织及世界各国政府高度关注的是“Food”即“食物”，而不仅仅是“粮食”。

　　事实上，国际化的“食物”概念与中国传统的“粮食”概念相差甚远。首先是基本内涵不同。国际通称的“食物”包括淀粉作物类、油料作物类(含豆类)、蔬菜和瓜类、糖料作物类、水果和酱果类、家畜和家禽类、水产品类、微生物类和海产品类等共9大类100多种。而中国的“粮食”仅包含淀粉类与豆类作物。

　　其次是营养素的构成不同。“食物”包含了人类所需的所有营养素，既包含了主要营养素碳水化合物、脂质和蛋白质，也包含了其他次要营养素及微量营养素，如维生素和微量元素等。而除大豆以外的“粮食”的营养素构成主要是淀粉(碳水化合物)。

　　第三是资源的来源不同。“食物”可来源于陆生、水生和海洋的植物、动物和微生物，其生产可面向整个领地资源、领海资源和公海资源。其生产潜力巨大，前景十分广阔。而“粮食”仅局限于淀粉类作物和豆类作物，其生产有赖于可耕地，而我国的可耕地面积有限，且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会不可逆转地逐年减少。因此，对“食物”和“粮食”这二个完全不同概念的正确理解和准确把握，对正确指导我国农业生产、确保国家的食物安全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总结五十多年来我国农业生产的经验教训，至少可以得出一点结论，即什么时候处理好了粮食生产与多种经营的关系，什么时候我国的农业就能够得到全面、快速、协调发展。相反，如果片面强调“粮食安全”，就会顾此失彼，导致周期性的粮食危机。

　　改革开放以前，毛泽东同志提出了“以粮为纲、全面发展”的正确的农业发展方针。但在贯彻落实时，却变成了“以粮为纲、其余砍光”。因此，尽管粮食生产得到了快速发展，总产量成倍增长，但农产品结构单一，食物总量不足，膳食结构很不合理，碳水化合物消费过量，油脂、蛋白质等其他营养素的生产和消费严重不足。因此，改革开放以前尽管经过了近30年的努力，还是没有很好地解决“吃饭”问题。

　　改革开放以后，农业生产真正出现了“以粮为纲、全面发展”的良好局面。既保证了“粮食安全”，又发展了多种经营，还增加了农民收入。

　　然而，1995年，美国世界观察研究所所长布朗在一篇文章中提出了“21世纪谁来养活中国人”的问题，令中国举国上下过度偏重“粮食安全”。四年下来，苦果酿成了：一方面中国的主要粮食作物(水稻和小麦)全面过剩，大江南北都出现了“卖粮难”；而另一方面，每年却要进口近2000万吨的油料及其制品，以满足国内市场对食用植物油脂和蛋白质的需要。

　　“卖粮难”，政府以保护价收购，政府财政负担十分沉重。“谷贱伤农”，农民种粮积极性大受伤害。1999年，中国开始了“农业结构调整”的新阶段。一时间，减少“粮食”种植面积成了农业结构调整的代名词，“粮食”生产由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中国粮食生产连续4年减产。2004年，“粮食安全”问题又成了全国上下最为关心的大事。在新的形势下，如何避免新的粮食“多少”周期的再次出现，值得我们深思。

　　要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解决好国民的“吃饭”问题是最基本的要求。但小康社会“吃饭”问题的内涵与温饱时期的“吃饭”问题具有本质的差别。现在，人们不但要“吃饱”，还要“吃好”。“吃好”的标准即是要能满足国民合理的日常营养需求。

　　从营养学的角度考虑，人的主要营养素的合理需求量是：每人每年需碳水化合物183公斤，脂质41公斤，蛋白质29.2公斤。此外，还需要矿物质、维生素等微量营养素。

　　如果到2020年中国人口达到15亿，且油脂和肉类等蛋白质食物能得到合理供应的话，则口粮总量在1995年的基础上减少30%仍能满足国民的口粮需求。

　　综上所述，无论是从国民的合理营养素需求还是从现实的食物结构调整总体趋势来分析，都需要我国的农业为国民提供合理的、足量的碳水化合物、食用油脂和蛋白质这三类主要营养素。

　　因此，必须树立“食物安全”观，统筹规划碳水化合物、油脂和蛋白质等主要营养素的生产和供给；既要向可耕地要“粮食”，也要向林地、草地、水面要食物；既要着眼于领土的食物利用，也要着眼于领海甚至于公海的食物开发;既要考虑满足当前的食物需求，也要考虑食物生产的可持续发展。只有这样，才能确保国家的“食物安全”。(中国农科院油料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王汉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