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寻访上海新长安旅馆

　　12月3日，世界残疾人日这天，记者赶到了上海市闸北区，寻找一间叫“新长安”的旅馆。这间在当地不起眼的低档旅馆在千里之外的阜阳太和县宫集镇几个村庄中却拥有着相当的知名度。

　　经过多方寻找，记者终于在上海市天目西路的一间深巷中找到了这家打着“XX中学校办”牌子的新长安旅馆。住进旅馆后，记者看到这是一间由几排平房和一幢两层小楼组成的四合院。据服务员介绍，这间旅馆由幼儿园改造而成，已经营多年，住客来自天南地北，都是到大上海来打工、做小生意的。

　　在与服务员的闲谈中，记者了解到，一群来自安徽太和县的农民是这里多年来最稳定的住客，而他们在上海干的工作却并不为周围人所知，颇为神秘。有一位来自东北的生意人这样告诉记者，“他们整天大门不出、二门不迈，闲了在旅馆的院子里打打牌，要么就去上上网，不知道他们是干什么工作的！”另一位住客也感到很是费解，“这些安徽人不知道怎么赚钱的，在这住着虽然便宜，也要七八百一个月啊！”据了解，这所旅馆的房费大约是30元一天，如果是常年包房的住客，就只收25元一天。一旁的服务员插话道：“他们安徽人会赚钱啊，天天坐在家里也能收到钱！”但是当记者追问这钱到底是怎么赚的时，她却避而不答并掉头走开了。

　　二一个残疾姑娘的“工作”

　　记者经过两天的打探，发现这里住着有五六位安徽太和人，他们中的一个甚至在旅馆前台打工，可见与这所旅馆的渊源颇深，但是他们真的能“坐在家里收钱”吗？他们是怎样做到这一点的呢？

　　12月5日清晨5时，天色灰暗，这座繁忙的大都市已经有早起的人在准备着一天的工作了。5时30分左右的天目西路上，一个腿有残疾的姑娘背着书包在艰难地行走。她花了近20分钟，中途休息了两次，走完了由新长安旅馆巷口到公交车站这段正常人只需5分钟的路程。当她吃力地登上公交车时，已经满头大汗。

　　公交车6点40分左右在彭浦新村站停了下来，记者尾随这个残疾姑娘下了车，在路旁，她买了一杯豆浆，然后吃力地越过斑马线，来到一处十字路口。这时，已经有不少同样背着书包的学生向她背后不远处的公交站牌汇集。而她则在路口旁停了下来，打开了书包，从里面取出一个轮胎皮制作的简易坐垫和一个铁罐，再费力地坐了下来。坐在地上的这个姑娘先是脱下布鞋、捋起左腿的单裤，然后用一支粉笔在地上写着一首字句对仗的长文———“残女泪”。

　　不过一个小时后，她靠着手中的一支半截粉笔和一寸寸的挪动写成了一篇几百字的长文，内容是诉说一个自幼失去双亲的残疾儿童的悲惨遭遇。在她书写的过程中，不断有路人向姑娘身旁的铁罐中投入硬币和小额纸币，也有的只是在一旁驻足观看。

　　时间过去了大约三个小时，一辆闸北区的慈善救助车将这个姑娘带走了，而据不远处的一位交通协警介绍，这个姑娘其实经常来这里乞讨，也经常被救助，而除她之外还有一个残疾男青年也经常来此处乞讨，两人用的手段都很相似。

　　三“带乡”成了条致富捷径

　　当日15时左右，记者在新长安旅馆的院子中再一次见到了这位残疾姑娘。旅馆服务员悄悄地向记者介绍：“她是被一个安徽太和人雇来讨钱的。”其实，在阜阳太和宫集镇的农村里，人们都把带这类孩子称作“带乡(又叫带香)”，雇主称为“乡(香)主”，受雇者叫乡(香)。新长安旅馆之所以在千里之外的宫集农村颇为知名，正是因为从几年前开始，这里就常年住着从宫集到上海来的乡和乡主。

　　今年9月，记者曾实地走访阜阳太和县宫集农村，对这里存在的“带乡”问题进行调查。

　　在崎岖的乡间土路上，“那个村富啊，在我们这片都算最富裕的，都是带乡带出来的。”摩托车司机向记者这样介绍了目的地———宫小村。当摩托车一路颠簸进了村子时，记者发现，路旁到处是一幢幢二层小楼，有的屋顶还装上了太阳能热水器。一些人家门口还立着两个威武的石狮子，似乎在炫耀着家庭的富裕。

　　十几年前，由于一个偶然的机会，该村的一个残疾人因为乞讨而致富，这让该村的村民们找到了在他们看来是摆脱贫穷的一条捷径———带乡。这个几千人的村子只有三个残疾人，一些正常人因为很难讨到钱，于是想到找一个残疾小孩代为乞讨，而他们坐收渔利的办法。(记者强飞)

　　寻乡———最初的欺骗

　　记者到上海探访之前就到太和县宫集镇做了调查，今年9月份，记者接到本报读者报料：太和县宫集镇一些村民靠雇佣残疾小孩乞讨赚钱，之后记者到该镇做了调查。据了解，大约从1993年开始，阜阳市太和县宫集镇宫小村的村民陆续开始在邻村、邻县甚至邻省物色

　　年龄尚小、智力比较正常的残疾儿童，并将他们带到全国各地乞讨。那些被雇佣去乞讨的儿童叫“乡”，雇佣者叫“乡主”，寻找带出乞讨的过程叫“带乡”。乡主们带乡时，使用的手段都带有一定的欺骗性。

　　有些乡主们对孩子的父母说，是带这些孩子到南方的寺庙门口看摊子卖香火，或者说带到残疾人的福利工厂工作。这其中，家住河南省宁陵县柳河镇的残疾小孩朱磊(化名)至今仍未从受骗的愤怒和被迫乞讨的羞辱中走出。

　　七年前，朱磊被太和县宫集镇的王某某以到合肥一家玩具厂打工为幌子骗走，在外地做了一个月的乞丐。朱磊告诉记者，那一个月的时间里，他有生以来第一次到了上海、南京等几个大城市，但是他并不高兴，因为他是去做乞丐。“我恨死王某某了”。说到这里，朱磊十分激动，身体在不停地颤抖，眼睛里泪光闪烁。

　　“那个时候王某某来我们家的时候，我还小，不懂事。他就告诉我的父母，让我跟着他一起去合肥一家玩具厂打工，一个月500元。更重要的是，他一再强调，在合肥也可以继续读书”。既能上学读书，又能够打工赚钱减轻家里负担，这对于一个家境并不殷实，孩子又有残疾的农村家庭来说确实是一个不小的诱惑。

　　朱磊淳朴的双亲答应了王某某，并且立刻带着朱磊跟到王某某家里，他们看到王家条件不错，对他们也很客气。但朱磊父母走后，王某某就立刻换了一副面目。“原来打工、上学都是假的，真正的目的是让我乞讨赚钱。”朱磊说，“跟我在一起的还有两个孩子，一个叫段某，一个叫占某，年龄跟我差不多大，也都是从河南被他们用同样的手段骗到宫集的。”

　　训乡———打到服从为止

　　这些从寻乡人手中接过或者自己找到的乡，是不能直接被带到外面去乞讨赚钱的，他们在父母离开后，一般还要在乡主家中住上半个月到一个月的时间，接受乞讨的训练，这叫“训乡”，时间的长短视效果而定。

　　据朱磊介绍，刚开始的时候，为了让乡看上去更加可怜，王某某要求他们首先学会如何把腿挂到自己的脖子上。“如果小儿麻痹症的程度很重，下肢基本失去知觉，那样会很容易做到。”朱磊说，“但是像我这样程度比较轻的，是根本没有办法把腿挂到脖子上的，后来他们就用力把我的腿往脖子上扳，疼得就跟断了一样。实在不行，王某某就用绳子挂在我的脖子上，然后把我的腿吊到胸前。”在腿能吊到脖子上之后，王某某又教会了他们如何挪动那个轮胎坐垫，如何在地上写类似“残女泪”之类的乞讨文。

　　当记者问到是不是有小孩子不愿意去乞讨的时候，朱磊的情绪又再次激动起来：“开始的时候都不愿意，但是那个时候父母都不在身边了，他们就往死里打我们，打到我们服从为止。后来因为怕打，只有听他们的话了”。而据了解，训乡中最重要的一条是要让这些残疾小孩服从乡主的管束。在这之后，他们还会让这些孩子记住自己的新名字，比如朱磊当时的名字就是王磊，而他与王某某的关系也被重新“定义”为父子关系，有的甚至特地为此更改了户口或者制作了虚假的身份证。之所以这样做，是怕在乞讨中以及检查中露出破绽。

　　在上述工作完成后，朱磊就要更进一步地学会如何从路过的人群中识别最有可能给钱的人，并且如何有针对性地向他们乞讨，以便讨到更多的钱。据记者了解，宫集当地的乡主们对各自的乡也会有好坏的评价，标准自然是如何讨到更多的钱以及逃脱检查的能力。

　　带乡———乡的痛苦生活

　　经过十几天训乡后，乡主便会把乡带到各个大城市去乞讨。这些残疾儿童在不属于他们的大城市里大多是这样的状态：早上天不亮被丢在街上，天黑透了才被接回，有的甚至在天黑之后还被带到夜市。

　　据朱磊介绍，当时，王某某让自己的三个儿子每人带一至两个乡。跟朱磊在一起的一个叫做段明(化名)的孩子，常常因为钱要得少被打。记者到段明家采访的时候，一提到王某某，段父恨得咬牙切齿，而段母则在一旁泣不成声。“知道孩子是在外边乞讨后，我们就立刻去找王某某要回孩子，最后他答应在大年初三的时候把孩子送回家。”段母一边说，一边不停地擦拭眼泪，声音哽咽。“回来后，我们才发现孩子的腿全部冻坏了，皮和肉都粘在了裤子上，一问才知道。原来王某某为了能让孩子乞讨到更多的钱，让孩子在寒冬腊月把裤子卷起来挨冻，才三个月，回来后孩子的腿算是彻底完了。”

　　这些乡主们大多租住在城市中的低价旅馆，在天亮之前骑车将这些残疾儿童运至较繁华的路段，而乡和乡之间的路段和活动范围也有划分。在乞讨的过程中，乡主们还会在暗中监视这些孩子的举动，一旦发现其偷懒之类的，一顿毒打是跑不了的。有一次，朱磊莫名挨了王某某二儿子一巴掌，原因是他要杀鸡儆猴，“段明，你看着，朱磊要得比你多，我都打了，你想想吧”。

　　面对穷困两种选择

　　在历时数月的宫集农村“带乡”调查中，记者注意到，带乡者之间会互通消息，但是对别人严格保密。同时，他们会像候鸟一样“迁徙”，冬季赶往南方，夏季回到北方，目的是为了让残疾儿童方便露出残疾的身体博得同情。同时，与知情者提供的线索不同的是，记者注意到了几个新的问题。

　　首先，这一现象并未像某些当地领导说的那样，“已经基本得到遏止”。实际上，十几年来，带乡在宫集当地农村已经形成了风气，并且有着愈演愈烈的趋势。仅在目前，它就已经从宫小村一路扩散到周围的王庄、孟庄等地区，而一些村庄在带乡人数上已经超过了宫小村。在当地，农民们俨然把带乡作为一条致富之路，其中还有不少村干部参与其中。

　　其次，乡与乡主之间的关系正在发生微妙的变化。目前宫集地区农民所带的乡大多是有了多年乞讨经验的，他们最初大多被诱骗甚至拐卖而来，但是随着经验的增长，有部分人已经开始脱离乡主自己单干，有的则在与乡主的对话中，掌握了更多的利益，并且两者产生了共存关系。住在上海新长安旅馆的残疾姑娘，在12月5日当天，是自己要求离开救助站回到乡主身边的，而据了解，这也不是她第一次“回归”。

　　一名残疾儿童父亲的话发人深省，他坦承自己的儿子还在被别人带着乞讨，但是现在儿子的乡主是在自己多方打听下、知道其口碑不错，同时每月给的钱也不少，才让他带走的。记者问他为什么这样做，他说，“穷，没有别的办法！”

　　而朱磊至今仍未告诉自己的弟弟、妹妹们自己曾经要过饭，他似乎也还没有完全从那段梦魇中走出。他的父亲在采访中一再向记者表示，一定要供孩子读书，“再穷，也不能去要饭！”他说儿子已经有了先天的残疾，再去要饭只能毁了儿子一辈子。同样面对穷，两个父亲作出了两个不同的选择。(记者强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