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民在刻有遇难者姓名的纪念碑前献花

市民在刻有遇难者姓名的纪念碑前献花

　　

　　向纪念碑献花

　　69年前的今天，在南京发生了一场举世震惊的人间惨剧，30万人惨死于日军的屠刀之下，为了告慰亡灵，也为了搜集南京大屠杀的历史证据，近两年来，南京一批研究机构、专家学者一直坚持着寻找遇难者姓名的工作：从海内外的档案史料里，从被调查幸存者的口述中，一个个曾经鲜活却被无情戕害的生命，逐渐重新被世人了解。在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69周年纪念日，本报记者专门走访相关专家，最新了解的情况是，明年底，首本遇难者姓名录将正式出版；而扩建后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哭墙”上的遇难同胞姓名也将大大增加。

　　海外档案发现新线索

　　在一张约60年前填写的“南京市人口伤亡调查表”中，家住门西杏花村13号的赵其发详细申报了一家四口被日军残害的事实：在1937年12月11日，79岁的赵傅氏被日军“枪打”；12日，48岁的赵陆氏被中岛部队“炮打”；13日，47岁的赵其贵以及18岁的赵芳宝也被日本人杀死。并注明“赵傅氏赵陆氏在门西杏花村死，赵其贵赵芳宝在城北三茅宫死”。

　　这份调查表就是南京学者近来从海外搜集到的大量新证据之一，里面提到的这些姓名也在尘封数十年之后重见天日。南京大屠杀史料集第十九集《日军暴行调查委员会调查统计》主编郭必强研究员告诉记者。“搜集遇难者姓名，是南京大学、南京师范大学、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等机构及专家学者共同致力的工作。2004年南京大学组织了一批专家专程赴台北查阅档案，发现了不少珍贵资料。当时凡是标题中有‘遇难同胞’的，我们就带回来，据粗略估算，新搜集的遇难者姓名就有数千个。今年，我们再赴台湾，又发现了数百个遇难者姓名。”

　　郭必强指出，“寻找遇害者姓名，海外档案资料是我们的一个主攻方向。”据南京大学南京大屠杀史研究所所长张宪文教授介绍，除了台湾之外，这两年南京大学还陆续派出老师到美国、日本、欧洲等地搜集资料，其中主要是有关东京审判的原始档案，而遇难同胞的姓名每次都会增加。”

　　妇女难童“呈文”报亡人

　　在国内现有的档案史料中，研究也有新的发现。在当时国民政府进行的调查中，有不少大屠杀中幸免的南京市民送来了长短不一的“呈文”，字字血泪，行行控诉。

　　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和南京档案馆中，均藏有这样的呈文。记者看到，家住南京中华路小牵牛巷廿二号的萧潘氏给南京市政府的呈文中写到：“民国廿六年冬月十一日，日敌攻进首都，氏与两子夫等在家中未入难民区，不幸日敌冬月十一日闯进氏宅，将长子萧忠梁，卅一岁，拖拉至九儿巷被日军乱刀惨杀非命，又氏妇萧汉奇，五十一岁，冬月十三日日敌又闯进氏宅，将萧汉奇拖拉出去以致杳无音信，不知惨杀何处……”

　　家住中华门东仁厚里5号的柯荣福遭遇更为悲惨。南京沦陷时，他和妻子到乡间避难，家中留有父母、兄嫂、侄男女等，并未迁进难民区，但“居住荒僻”，近邻城墙，全家将门前空地筑成防空壕，老幼避难于此。不料“敌寇入城大肆搜查将祖遗坐落石观音十七号房屋四间二厢全部焚毁，杀死民父名柯大才，母徐氏，长兄柯荣贵，二兄柯荣春，三兄柯根荣，嫂方氏，侄小保子，侄女雪美，合计八口……迨至稍安进城到家见一片瓦砾，尸体遍地，惨不忍睹，如此痛恨终不能雪目。”除了本人控诉，他还找到一区仁厚坊五保保长马春财作为证明人。

　　郭必强因为整理研究的缘故，曾接触到大量呈文。他向记者表示，这些呈文有相当一部分是以王陈氏、刘马氏、杭朱氏等家庭妇女的名义所写，还有相当一部分是以年仅10余岁的难童陈树良、陈树瑶、陈桂霞等名义呈上来的，足可证明，她们的丈夫、父母等都被杀害，尤其可以证明残暴的日军所屠杀的是大量青壮年男子的事实。

　　民间调查寻找逝去的记忆

　　从2004年起，大屠杀幸存者调查就成为南京大学历史系学生暑期社会实践的一项重要内容，今年更是扩大到全校多个院系学生共同参与。历史系张生教授介绍说：“以往调查南京大屠杀的遇难者和幸存者，一般都是在城内。我们考虑到，当时日军有一支国崎支队接受了截断中国守军退路的任务，他们从乌江镇过江，并驻扎到了浦口、六合一带，这一地区极有可能发生屠杀行为。于是我们组织学生来到浦口，访问了157名经历过南京大屠杀的老人。今年我们组织30多名学生在浦口沿江镇、泰山镇的所有自然村调查，又找出了100多位幸存者。”

　　珠江镇中心村92岁的马家才老人回忆道：“马义山，帮人家做活的，当时二十七八岁。日本人用刺刀捅了一下，见没死掉，逼迫宋老头用榔头捶他的头，捶扁了脑袋。孙春和，日本人来时，他没跑，在自己家被按在小板凳上，一枪打死了，当时60多岁。史朝贵，30多岁，上街去买东西，回来时与一队日本人擦肩而过，日本人在身后开枪杀死了他。”

　　遇难者名录明年争取面世

　　“南京大屠杀发生之后，政府已经撤离，占领城市的伪政权虽也有调查，但有掩盖性和欺骗性，是不可信的。国民政府的调查，主要还是在抗战胜利之后，从1945年开始的，迟滞了8年的调查，无论你怎么细致，都会有很多不完善的地方。而且有不少从沪宁沿线城市逃到南京的难民是全家遇害的，无人知道他们的悲剧。再加上连年战争，一些幸存的老百姓在此后的兵荒马乱中也不幸丧生，导致线索中断。此外，很多老百姓的文化水平和认知水平比较低，家中虽有亲人遇害，但在战后也没有向政府报告。所以，即使是当时的档案文献，也只能记录部分遇难者的姓名。活着的幸存者如今也已经越来越少。”昨日，郭必强感慨地说，“不过，虽然难度大，但搜寻工作一定要做，这是证明南京大屠杀史实的重要依据。如果错过现在的时机，以后难度会更大。”

　　张宪文认为，“有名有姓有地址有年龄甚至还有如何被害、施暴部队的遇难者名单，就是最好的铁证，对批驳日本右翼势力是最有益的了。我们的《南京大屠杀史料集》去年出了28本，我们将根据新搜集的资料，明年年底争取再出20本左右，其中就会包括一本遇难同胞名录。”

　　寻找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的姓名，是对他们的悼念，是留住一份回忆，更是历史的证明，南京不会忘记，历史也不会忘记，南京的学者们都对记者这样强调。(本报记者于英杰王烨策划刘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