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律师的抗争

　　刘秀珍，今年70岁，当过兵，做过机关干部，1979年到1991年期间，在石家庄市总工会工作。1991年退休后，她干起了专门为职工代理劳动诉讼的工作，被人称为“工人律师”。在周围人眼里，这个本该颐养天年的老人，有着一身正气和“闲不住”的性格。1997年11月，一个叫苑建恒的普通工人出现在她的面前，也为她此后坎坷的律师生涯埋下了伏笔。

　　当时，鸣鹿公司安排苑建恒春节加班，性格耿直的老苑随后要求补发加班工资，甚至做好了“不在这里干了”的准备。不料，这一要求惹怒了吴砚田，在解除苑建恒劳动合同的同时，也要苑“退回住房”。刘秀珍代理了苑建恒的诉讼，石家庄市新华区法院也认为房子问题不属劳动争议处理范围，判定苑建恒胜诉。

　　很快，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推翻了这一判决，苑建恒被赶出家门。看到一名工人因为主张自己的劳动权利而落到了无家可归的地步，刘秀珍心里不是滋味。

　　此后，署名“九届全国人大代表吴砚田”的告状信，出现在各级司法部门，要求对律师刘秀珍“进行处理”。河北鸣鹿服装集团公司的职工告诉刘秀珍“要注意自己的人身安全”。此时，刘秀珍也发现自己任职的律师事务所出现了“异常情况”，她不得不离开这家律师事务所，转到离家较远的另外一家律师事务所。危急时刻，她给中共石家庄市委、市政府、总工会、司法局写信，要求保护自己的“人身安全”。

　　2000年12月31日，新的一年即将来临的时候，刘秀珍刺破了自己的手指，蘸着自己的鲜血给最高人民法院写了一封“血书”，替苑建恒申诉。由于不断听到吴砚田要“教训”自己的消息，2001年4月，刘秀珍干脆给吴砚田写了一封信，摘录了《宪法》、《劳动法》相关条文。她坚持认为“厂子再大，也没有国家的法律大；工人再小，也受国家法律的保护”。

　　事实上，刘秀珍站到了与吴砚田斗争的第一线，此后，她的处境更艰难了。

　　2001年4月16日，吴砚田以河北鸣鹿服装集团公司名义致函石家庄市人大常委会，请求“依法约束、监管个别律师非法行为”。函中要求该市人大常委会“约束管束”刘秀珍。随后，石家庄市人大常委会将函件转给该市司法局，这是一个主管律师行业的政府部门，他们按照“投诉”进行了调查，认为刘秀珍“完全是一种正常的律师业务活动”，因此，没有对刘秀珍进行处理。

　　2002年5月9日，一封写给河北省司法厅律师管理处、河北省律师协会的信，要求对刘秀珍“进行严肃处理”，否则“将是社会不稳定的隐患”。署名：九届全国人大代表吴砚田。随后，刘秀珍得知，河北省有关部门放出话来：“一定要找到刘秀珍的问题”。

　　此后，刘秀珍接到了《河北省律师协会纪律委员会处分决定书》(冀律协处字“2002”第一号)，认定刘秀珍在代理河北鸣鹿服装集团公司职工劳动诉讼案件中，在法庭陈述时提到了“黄世仁”、“杨白劳”，是“在执业中使用污辱性语言，与律师应珍视和维护执业声誉基本准则相悖”，因此，该会作出决定，给予刘秀珍“训诫处分”。随即，有关官员对刘秀珍进行了“态度十分严厉”的谈话。为此，2003年第2期《河北律师工作简报》也批评了刘秀珍。

　　这年，河北省司法厅律管处在年检注册时，收缴了刘秀珍的律师执业证书。此后两年间，刘秀珍被剥夺了律师资格。她再次代表职工出现在法庭上，只能以“市总工会退休干部”名义。刘秀珍在给有关部门的说明中表示：“我今年已进入古稀之年，是一名执业22年的老年律师，执业以来，十分重视律师的声誉、诚信，牢记党的宗旨，全心全意为弱势群体服务，主要是维护职工的合法权益”。她坚信“志为弱者讨公道，誓与腐败斗到底”的选择没有错。

　　2005年5月15日，刘秀珍终于领到了失去两年之久的《律师执业证书》，不禁百感交集。“我对法律的态度是，健康虽可贵，生命价更高，若为正义故，两者皆可抛。”刘秀珍以此勉励自己。

　　面对吴砚田和他编织的权力网，一个以维护社会正义为己任的律师尚且如此，对于一些维护自身权利的普通工人而言，处境就更加艰难了。

　　一个被“双规”的女工

　　焦艳霞，34岁，1990年参加工作，一直对这家企业“有着深厚的感情”。后来，她被派往河北鸣鹿服装集团公司成都办事处工作。2001年的一场变故彻底改变了她的生活。

　　她回忆说，2001年9月29日早晨，公司两位工作人员来到她的住处，说：“你完成任务不好，领导让你和我们一起回去。”随后，3个人从成都双流机场坐飞机到北京，再转乘公交车回到了石家庄。

　　下车后，公司党委副书记兼工会主席刘广振将她的手机收走，宣布她经手的一批货“丢了”，要她把情况“说清楚，写出来”。当晚，就派两个人看着她。焦艳霞没想到，从这时起，她失去人身自由长达42天。以后的日子里，公司派了5名女工每天24小时轮流看着她。上厕所、吃饭、睡觉都有人监视，不允许向外打电话。

　　焦艳霞回忆，最初半个月，是每天写“丢失经过”，逼迫她承认“货丢失责任在我”、“我自愿赔偿”。后来，她才知道，在自己失去自由期间，她的爱人于建波受到“株连”，也被公司关押了19天。

　　被关押42天之后，公司突然有人告诉她：“厂里对你不错，现在天气也冷了，你身体也不好，回家去吧。”

　　就这样，她“不明不白地恢复了自由”。

　　此后，她多次到公司，但门卫已经不再准许她进门。随后，她开始向司法机关反映自己被限制自由的情况，此前，公司已经先行一步，向司法机关控告她“丢失服装”，要求她“赔偿损失”。

　　2005年年底，她接到了石家庄市公安局新华分局通知，公司控告她丢失服装一案“不予立案”。这个结论已经表明了她的无辜和清白。

　　她控告公司“非法拘禁”一案被石家庄市公安局新华分局立案侦查，并被公安部进行督办，焦艳霞的遭遇受到了重视。为此，石家庄市新华区政法委召开了有区人大、区检察院、区法院、区公安分局负责人参与的听证会。但由于涉及吴砚田及其所属企业，最终没有了下文。

　　记者曾当面询问当事人刘广振，刘承认限制了焦艳霞的人身自由，但是经过了当时河北鸣鹿服装集团公司的主管部门——原石家庄市经委纪委的同意。记者在石家庄市纪委采访时得知，根据管辖权限，所谓的石家庄市经委纪委，没有权力批准“双规”，所谓“双规”(规定时间，规定地点)是针对党政干部、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一种纪律检查手段，只有中央、省、市级以上纪委才有权批准，具有集体企业工人身份的焦艳霞被“双规”，石家庄市纪委及上级纪委毫不知情。

　　知情人透露，所谓石家庄市经委纪委的批准，是在焦艳霞不断上告，要求追究刘广振等人法律责任之后，有人刻意“补上”的“挡箭牌”。虽然此举违反党纪国法，但直到今天，也没有追究相关人员责任。

　　一个老工人的期盼

　　苑建恒，56岁，1968年参加工作，在这家企业工作了30年。1997年11月，他认识了“工人律师”刘秀珍，得知了按照《劳动法》规定，企业不能克扣工人工资、加班要发给劳动报酬等法律知识。1997年12月25日，他到石家庄市劳动仲裁委员会申请劳动仲裁，要求企业支付自己被克扣的工资和加班费，解除劳动合同等等。没想到，此举得罪了吴砚田，苑建恒后来回忆说“自己捅了马蜂窝”。

　　此后，这一劳动争议进入了诉讼阶段，在新华区法院一审支持苑建恒的请求之后，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决定让苑建恒将住房“退还”。1999年11月7日，正在北京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诉的苑建恒没有料到，家里的家具、财物被清理一空，拉到了河北鸣鹿服装集团公司的车库里，一夜之间，自己失去了居住了15年的住房。

　　苑建恒的遭遇引起了最高人民法院的重视，最高院致函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要求核查。2001年2月28日，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认定“原判决适用法律不当”，裁定“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再审”。在此前后，吴砚田不止一次以“全国人大代表”名义致函有关部门，施加影响。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经过再审，维持原判。

　　斗转星移，匆匆数年，一直奔波、申诉的苑建恒被确诊罹患癌症，他期待在生命的最后时光里，能有一个新的说法。

　　4年多时间里，记者多次前往石家庄调查，见到了许多被鸣鹿公司克扣工资、罚款、扣档案的职工，他们焦灼的表情给记者留下了深刻印象。

　　最近，有人致信有关部门，要求“彻查吴砚田的问题”，“不枉不纵，法律面前人人平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