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汾的环境，让当地的居民付出了代价。
2005年，临汾尧都区刘村镇北芦村农民，因抽取汾河水浇灌后，出现了近千亩小麦麦苗枯黄，直至颗粒无收。2006年，该区贾得乡小贾村部分农民也在“风调雨顺”的情况下，可能因灌溉用水问题出现几百亩麦田颗粒无收的情况。
据了解，尧都区刘村镇北芦村被称为“癌症村”，而尧都区段店乡一个叫下康的村子，由于有多人患上偏瘫等恶性疾病，“跛子村”的别名由此得来。尧都区是临汾市城区，为临汾市委、市政府所在地，是该市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在这种情形的映照下，近年来，临汾居民外迁已经形成“滚雪球效应”。
“30%的首付70%的优惠按揭贷款，让普通的临汾市民难以拒绝。”煤化巷一售楼中心主管对说，有老人小孩容易生病的家庭，也省去了以后治病的钱。
对于本地居民外迁的话题，当地政界及学界多有忌讳，多位人士提醒记者，“那是少数，不是主流。”
“临汾城区人口规模在逐年扩大，怎么能说大规模外迁？再者，到外地购房的多是有钱阶层，他们那是在‘购房置地’搞投资，跟临汾的污染没有直接联系。”当地政界一位官员认为，临汾存在污染是客观事实，但将临汾人到外地购房视为“生态移民”、将当地存在相关疾病与环境问题直接联系起来，“那是恶意抹黑”。
“环境恶果”之因
环境的持续恶化，使得临汾的主政者们不得不思考这个城市出现的问题。
“如果再不痛下决心解决环境问题，发展将难以持续，社会将难以和谐，人民将难以健康生存，所剩无多的青山绿水将继续萎缩——我们将无颜面对子孙后代。”临汾市市长李天太在2006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承诺，将大力推进“碧水蓝天工程”建设，以期改变临汾的生态环境。
然而，多年污染聚集而结成的“环境恶果”，使得当地的环境治理困难重重，环保局的相关官员，感叹他们为了进行环境执法而“疲于奔命”。
“由于临汾地处盆地，上空容易形成逆温层，烟尘都没办法散去，就像一口锅盖盖着整个城区。”邓明生认为，这是近年来造成临汾严重污染的客观原因。
临汾环保局宣教中心主任李爱玲曾向媒体介绍，临汾污染主要源于三大因素：特殊的地理位置，不合理的产业结构及居民餐饮产生的烟煤污染。
对于由于地理位置导致临汾城严重污染的说法，一位学者认为，那只是说对了其中微不足道的一个原因，“主要还是污染与改革深化同步，煤老板和焦炭老板曾经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
临汾盛产煤、铁，其中，煤炭总储量达960亿吨，铁矿总储量4.2亿吨。据了解，从1980年代开始，临汾市在当时“有水快流”政策的指导下，对于煤炭和铁矿的开采加工，“国家集体个人一起上”。那时，小煤矿、小焦厂、小铁矿纷纷建，最小的炼铁高炉只有4立方米。
“只顾发展。”一位临汾市情研究专家对记者说，对于环境保护的问题，从国家到地方“政策都比较模糊”。
专家向记者介绍，由于埋藏于临汾地底下的煤矿和铁矿不但储量可观，且开采较为容易，彼时，几乎村村挖煤、炼焦、铸铁。
“那时是土法炼焦，废弃物没有经过任何处理就直接排放。”所谓土法炼焦，是指在地上挖坑把煤埋在里边，然后用泥土糊住形成一个突起的窑，最后，在煤坑的下面再挖个火道，加热到一定时间后即产生焦炭。煤经过加工成焦炭，价格可升至四五倍，而每炼1吨土焦，其排放的污染物也有300至500公斤之多。
“老鼠打洞挖煤，村村点火炼铁，户户冒烟炼焦”，这是当地煤焦铁产业发展初期的景象。“漫天煤烟、遍地扬尘”也成为了当时环境的真实写照。与此同时，煤、焦、铁三大行业也成为临汾的经济支柱，其产值占临汾工业总产值的70%。
1996年，因土法炼焦造成环境污染问题严重等原因，原国家经贸委发文明令取缔土法炼焦，并要求在2000年以前淘汰改良焦。
然而，直到2003年，山西省政府才下定决心，取缔关闭土焦改良焦炉。尤其是自2001年以来，焦炭市场需求急剧增长，其产品国内平均价格由2001年的每吨400元上升到2004年的每吨1400元以上，国际市场价格也由每吨67美元上涨到400美元以上——在这一背景之下，临汾境内的各类炼焦厂不但得以生存且迅猛发展——对当地生态环境新一轮的污染浪潮也随着来临。
山西省环境科学院的专家，将临汾污染称为结构性污染——产业结构不合理，“临汾主要的污染源为煤焦企业”生产时所产生的大量烟尘颗粒及化学物质。
“产业结构不合理是造成临汾污染严重和生态破坏的主要原因。”临汾市环保局副局长潘齐龙曾坦陈，在短时间内，资源型重化工产业仍将是区域经济发展的重点，这些企业即使上环保设施，也有一定的排放量，临汾的结构性污染不能很快得到根本转变。
此外，前述市情专家也向记者介绍，造成临汾严重污染的原因还有两点：第一，基础设施建设滞后，“垃圾无害化处理是空白，市区集中供暖率仅有40%，路面破坏严重造成二次扬尘”；第二，环境监察“有心无力”。
蓝天碧水与GDP的博弈
以“结构性污染”为主因的临汾，十几年来始终醉心于经济的发展，对于环境的治理问题一直少有关注。
“‘有水快流’，无人关注环境。”当地一位专家对记者说，1995年，《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明确将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彼时，“临汾少有响应”。
经济发展造成的环境代价于1999年开始被临汾地方政府关注，当年，临汾提出了“打基础、调结构、治环境”三大目标。其构想亦写进了《临汾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五”计划》。
临汾一位官方人士称，以调整经济产业结构为主要目标的构想，在当时被称为“生死决策”——低于120立方米的高炉、不合格的焦厂要全部关闭，“这事关几百万人的吃饭问题”。
然而，产业结构调整至今，临汾的污染并没有因此而得到有效遏制。“我们不承认产业结构调整不成功，只能说目前面临很大的难度。”该人士称，自1999年实行调整以来，“成效是很明显的。”
据当地统计数据显示，1999年至2004年的五年间，临汾市生产总值由171亿元提高到375.8亿元；财政总收入由13.4亿元提高到58.86亿元。其经济总量目前位居山西第二。
对水及空气的污染，几乎与临汾经济的快速发展同步。“老百姓很有意见，政府也很头疼”。接近临汾决策层的一位人士向记者表示，彼时，临汾的“灰尘靠风刮，污水靠蒸发”成为民谣。
2004年，国家环保总局公布了内地10大污染城市，山西有多个城市入选，临汾为污染城市之最。
2006年2月，中国科学院公布的2006年《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报告》称，2005年，山西省单位工业产值废气排放量是全国平均水平的2.42倍，居全国31个省市区第二；烟尘排放量是全国平均水平的3.89倍，居全国第一；固体废物排放量是全国平均水平的12.14倍居全国第一。城市大气环境质量位居全国倒数第一。
山西的环境问题，不断被社会各界关注。中共山西省委书记张宝顺更是提出，“要用最小的污染代价，换取适当的发展速度”；省长于幼军也表示，宁愿不要GDP也要把污染治住。
2006年6月10日，山西省正式启动“蓝天碧水工程”，相关官员表示，将以铁碗的手段治理该省的环境污染问题。临汾作为山西严重污染城市，成为重点治理的对象之一。
9月4日，国家环保总局公布了2005全国113城市环境综合整治定量考核，临汾再次名列倒数。
10月12日，山西省环保局局长刘向东以公开信的形式提醒临汾市市长李天太，市长是城市环境质量第一责任人，“保护环境，改善城市环境质量是政府义不容辞的责任”。
“公开信”指出，造成污染的关键问题，除了临汾市城市基础设施薄弱，集中供热、气化率等指标偏低，市区燃煤污染和二次扬尘严重外，更主要的是临汾市在投入巨资进行环境综合整治的同时，仍有大量焦化、钢铁等重污染企业违法建设，肆无忌惮地排污。
据了解，临汾市118家焦化厂中只有25家焦化厂具有合法的手续，其他全部为违法企业。2006年山西省政府下达的第一批环境污染末位淘汰企业及设施名单，要求临汾市8月底前对22家企业及设施实施环境污染末位淘汰，但只完成9家。
“李天太市长都拍桌子了！”一位临汾环保系统的人士向记者介绍，“公开信”发表的第二日，临汾市人民政府便下发相关文件，表示将以“壮士断腕的决心”，治理整顿给临汾造成污染的钢铁焦化行业。
为控制污染排放总量，改善环境质量，临汾市政府以控制工业和煤烟污染为重点，从11月23日起对全市重点区域开展大规模的环境保护执法检查。该专项执法检查将持续到2007年3月20日。
“煤焦铁现在还是临汾的经济支柱，污染怎么根治得了？”临汾政界一位人士的办公桌上，放着一份两页纸的布莱克史密斯研究所——2006年世界10大污染地区临汾部分的中文翻译稿——“如果你怨恨一个人，让这个人成为一位临汾的永久的公民吧！为什么？为了处罚！”被红笔标划。
“上头的压力，老百姓的压力，让领导们左右为难。”他说，“政府治污的力度已经很大了”。
与政府治污“力度已经很大”相反，据当地媒体调查，在临汾市的焦化企业中，有近90%的企业未进行环境影响评价、未办理任何环保审批手续，部分在建、投产的焦炉仍不符合国家产业政策，为数不多的有合法审批手续的焦化企业，建设炉型也与立项及环评批复要求不符。
今年6月至9月，山西省环保局作了一项万人环保意识问卷调查。其中，71.01%的民众“不愿意”让环境污染日趋严重的市长留任，而90.8%官员选择“愿意”。
12月6日，山西省环保局又通报了“百县千企万民问卷调查”的情况。结果显示：90.06%的民众认为对环境违法行为中的政府责任人应当给予处分。
在保护环境和发展经济之间，官员和民众都有着自己坚定不移的选择。临汾学界一位不方便透露姓名的专家告诉记者，与“灰尘靠风刮，污水靠蒸发”成为民谣相应成趣的是，“宁可被毒死，也不要饿死”则成为了某些官员的为官之道。“山西老百姓没有从挖煤中获得多少收益，往往是深受其害。”专家说。
“咱们国家对官员的考核体制非常不好，都是以GDP来考核，GDP关系到一个官员的仕途，这导致现在还是一味地强调发展是硬道理。”山西省社会科学院能源经济研究所所长王宏英对记者说，在这一制度下，高GDP的增长并没有带来老百姓生活质量的提高。“这是一种政绩工程。如果，各级政府都能把发展放在一个合适的位置上，就不会出现(临汾)这种野蛮式的发展道路。”王说。(中国经济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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