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晓山，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农村发展研究所所长。2006年中央“一号文件”公布前夕，中共中央政治局进行第28次集体学习，作为主讲人之一，张晓山就“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这一主题坦率陈述了自己的见解。

　　2006年是新农村建设正式启动的第一年，年终岁尾，《决策》记者就新农村建设实践中出现的一系列新气象、新问题、新趋势，专访了这位著名“三农”问题专家。

　　有些地方在理解上出现了偏差

　　《决策》：自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以来，各地纷纷掀起新农村建设的热潮。我们注意到，个别地方认为新农村建设可以毕其功于一役，开始呈现出大干快上的迹象……

　　张晓山：是的。当初“新农村建设”刚开始宣传的时候，我们就有些不安。为什么呢？因为媒体等各个方面太乐观了，大家都在铺天盖地地宣传华西村这些少数成绩非常突出的地方，给人的感觉仿佛是新农村建设指日可待，仿佛在一夜之间就可以实现。

　　与此同时，地方上对新农村建设的理解可能不够全面。比如，有地方在文件中明确提出，“以城郊村、工矿区和乡镇驻地村、经济强村、主干道沿线村、名胜风景区村为重点，率先建成新农村”；有地方则要求试点村“应当是当年能够完成主要项目建设或基本上当年能够见成效的村庄”。又比如，中央部委有个同志告诉过我一个故事。他在延安的一个山沟里溜达，正巧遇到一位老大爷，于是他问：“老大爷，您知不知道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呀？”老大爷回答：“知道啊！不就是三句话吗？”他觉得挺新奇：中央归纳了5句话、20个字，何来三句话呢？没想到，老大爷说：“咱们村支书开会的时候说得很清楚：新农村建设，就是有钱的盖房，钱少的刷墙，没钱的立牌子。”

　　实际上，正如胡锦涛总书记在今年2月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所指出的，从本世纪头20年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到本世纪中叶我国基本实现现代化，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需要经过几十年的艰苦努力。从更长远的时间看，即使将来基本实现现代化了，“三农”问题仍然是关系我国发展全局的重大问题。可以说，新农村建设是一个动态发展过程，具有时间的延续性和空间的并存性相统一的特点，没有固定的模式和统一的标准。各地在新农村建设中起点有差距，过程有快慢，水平有高低，这是正常的。

　　《决策》：有专家担忧，新农村建设会延缓工业化、城镇化进程。

　　张晓山：这种担忧毫无根据。工业化、城镇化进程是不可逆转的，新农村建设实际上是在顺应这一趋势。2005年我国城镇化率为43%，但这不是真正的城镇化。按照这一标准，我国只有7亿农民，但若按照户口来统计，我国则有9亿农民。一直以来，农民收入太低，消费严重不足，直接导致工业生产产能过剩，经济增长没有坚实的底蕴。只有通过富裕农民，才能真正启动农村消费市场，进而加速工业化、城镇化进程。由此可见，新农村建设与工业化、城镇化在本质上是辩证统一的，是并行不悖的。

　　深层次矛盾尚未根本消除

　　《决策》：在基层，我们时常会听到一些官员感叹“权力无限小、责任无限大”，认为在新农村建设中，基层的担子太重。

　　张晓山：这从一个侧面表明，制约农业和农村发展的深层次矛盾还没有根本消除，农业和农村发展还处于艰难的爬坡阶段，国民收入分配格局扭曲的局面尚未根本改观。

　　当前“条条”与“块块”的关系、中央与地方、地方的上级层次与基层之间的利益格局严重失衡，突出表现为税收的分享结构严重向城市、向政府的上级层次倾斜。中央与地方的财政收入的划分比例，1990年约为34：62，2000年上升为52：48，2004年已经上升到55：45。这种格局在一定程度上造成地方各级的财权和事权划分的扭曲，总的态势是财权上收，事权下放。县及县以下的财力减少，但要保障的方面越来越多，基层的财权和事权严重不对称。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曾讲到，“现在几十只手插到地方，使地方的事情不好办”，“各部不好向省委、省人民委员会下命令，就同省市的厅局联成一线，天天给厅局下命令”，他50年前讲的话，现在还基本适用。

　　县域经济是统筹城乡发展的枢纽和联结点，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平台和主战场，它应是最有活力的经济。如何更好地放权，放水养鱼，使县域经济更有活力，把一部分利益往基层转移，是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的很重要的部分。而要调整国民收入再分配格局，也就意味着调整原有的部门利益格局，剥夺或削弱某些部门或集团的权力，其难度之大不言而喻。

　　《决策》：据我们了解，目前，中央政府部门直接分配与管理支农投资的有10个部门，如果再加上交通、电力、教育、卫生、文化、民政等安排涉农专项投资的部门，则有16、17个部门之多。

　　张晓山：对。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滞后、部门既得利益固化的局面，到现在为止没有得到根本改观。首先是口径不清。2004年，全国财政支出28360.79亿元，其中用于“三农”的总支出2626.22亿元，但“三农”支出如何界定？究竟应该包括哪些科目？实际上仍然比较模糊。

　　其次，即使是按这种口径，支农资金的比重也在下降。2004年，用于“三农”的总支出占全国财政支出的9.2%。2005年，全国财政支出33708亿元，其中用于“三农”的总支出2975亿元，比上年增加349亿元，但占全国财政支出的比例降为8.8%。2006年，中央财政用于“三农”的支出将达到3397亿元，比上年仅增加422亿元。

　　再次，这数千亿元资金中的很大一部分是作为专项资金散落于各个垂直体系之中。2004年，我国财政转移支付总额约10000亿元多一点，其中税收返还占40%，实际转移支付约6000亿元。在这6000亿元当中，专项转移支付占57%，财力性转移支付仅占43%；在财力性转移支付中，一般性转移支付不到750亿元，占财力性转移支付的29%，仅占实际转移支付的12%。审计署署长李金华曾无奈地说，“中央转移支付中，一般转移支付占的比例太少，大量是专项转移支付，可现在到底有多少专项转移支付、有多少项目，在中国，可能没有一个人搞得清楚。”

　　专项资金的问题不在于比重和数额的大小，而是其分配的方式。专项资金在某种程度上已成为一些部门官员腐败的根源，形成了一些基层官员尖锐批评的“国家出钱、部门分肥、农民少得甚至得不到实惠”的体制弊端。

　　新农村建设的切口在哪里

　　《决策》：看来，对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这项历史任务的长期性、艰巨性和复杂性，我们要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那么，当前我们应当做些什么，又能够做些什么？

　　张晓山：新农村建设，是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广大农民群众需求导向型的战略举措。因而，我们要从群众最关心的、最急需的、也最容易做到的事情着手。具体而言，除了切实保障资金投入外，我认为还应在以下两方面下功夫：

　　其一，要抓紧研究制订新农村建设规划。规划需有一定的前瞻性，要考虑到各地乡镇和村庄未来几十年的发展趋势和各种可能，比如，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加速，农村外出劳务人员增多，部分自然村合并集中等。另外，要充分整合城乡资源，把广大农村纳入城乡一体化、统筹发展的总体规划体系之中。比如，建立沼气池、垃圾处理厂、污水处理厂等。

　　其二，充分发挥基层组织和农民群众的积极性。河北省青县有位村支书叫郭广喜，他认为，村党支部既要坚持一元化领导，也要鼓励村民发展多元化的社会组织。他说，越敏感的事越要公开，让群众有序地参与，及时沟通，这样才会化解矛盾，不至于使村党支部处于各种矛盾的风口浪尖。当然，各地创造的好经验还有很多，比如“把党员干部培养成创业者，把优秀创业者培养成党员干部”、“支部加协会，群众得实惠”等，都值得总结推广。

　　《决策》：您认为2007年我国“三农”工作的重点应该是什么？地方政府如何创造性地予以落实？

　　张晓山：“三农”工作涉及的问题很多，我个人感到，增加农民收入、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最重要的是要有产业支撑。在农村要大力推进市场化改革，不断创新农业体制机制，解放农村生产力，发展现代农业，为新农村建设和“三农”问题的最终解决提供坚实的物质基础。我们所说的现代农业，是在国际化、全球化背景下从生产、加工到销售的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既涉及生产力的发展，也涉及生产关系的调整。在技术支撑、市场信息的提供、金融的支持、销售渠道的开拓、质量的标准化、品牌的发育等方面，都要有一个完整的体系，在每个方面都要抓好和落实从理念、基本思路、人员、机构到规章制度的各个环节。在这些方面，地方政府应该有所作为。

　　《决策》：谢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