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论我们如何调整政策，这个收入分配差距扩大化的过程是无法避免的。除非我们停止了发展，或者把经济增长的速度降低下来。但是那样造成的问题恐怕就更多了。从世界的和历史的角度看，一切国家原先都是农业国，农业人口占了人口总数的90%以上。大家忙弄饭吃，还吃不饱。那时候马尔萨斯的人口规律统治着人类社会。人口以几何级数增加，而粮食生产只能以算术级数增加，人均粮食生产趋于减少，结果就是人口的增加受到粮食增加的制约。几千年来粮食生产的增加靠到越来越耕作困难的地方去开荒。我们至今仍然能够看到在穷山辟野和崇山峻岭里劳苦开荒耕作的农民。人口增长非常缓慢，人均寿命基本没有延长，除了农业产出，没有多少其他的产出，总体上看，人类社会是一个极度贫困的社会。少数剥削者挥霍奢侈，导致更多的人愈发贫困。这一状况一直到十七世纪才慢慢地起变化。由于平等自由的观念在西欧国家逐渐被确立，法治在贯彻，穷人的财产得到保护，出现了以交换和分工为特征的市场经济。工业开始起步，科学技术有了发展的机会，人类进入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人口和寿命迅速增长。在先进国家中，农业产出在总产出中的比重从90%多降低到3%以下，完成了工业化的过程。这个过程从西欧扩展到美洲、亚洲，而非洲至今还没有搭上这班车。

　　在工业化过程中，人们的收入差距开始有了质的变化。在此之前收入的不同是由于个人在社会中权势的不同而引起，在此以后收入的差距是由于人们创造的财富不同而引起。按财富创造来说，传统农业始终是一个低产出的行业。大部分农民的收入不可能迅速提高。得到高收入的人都是进城从事其他行业的人。这时候出现了整体上的贫富差距。人口逐渐从农村迁向城市，城乡之间的收入差别就是这种活动的推动力。但在先进国家里这个工业化过程是在200多年里完成的。在此过程中总体的经济年增长率也不过2%-3%。这部分增长不是靠农业，而是靠在城市中发展起来的工业和服务业。农业生产的收入总是低的。为了平衡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政府都采取对农业补贴的办法，几百年来已经成为传统。至今WTO谈判中要求发达国家取消对仅占GDP3%的农业的补贴，十分困难。原因就在于此。

　　反观我国的情况，在解放后1949-1979的三十年工业化的过程中非但没有补贴农民，反而是剥夺农民，再加上对农民的身份歧视，把他们变成了二等公民，造成严重的城乡二元化结构，城乡收入差别变得极其突出。改革后我国经济增长率达到10%左右，这部分增长几乎全都是在城市中发生的，所以农业产出占GDP的比重从33%(1983年)降低到2005年的12%。在此过程中幸亏有几亿农民进城打工，沾上了工业化的光，否则城乡收入差距还会更大。我国农村金融的衰败，将大量农民储蓄调动到城市里搞非农项目，进一步使得农民收入增长困难。

　　这一人类社会发展的共同规律，说明了总体上收入差距发生的过程是陪伴着工业化过程同时发生的。这也是库兹涅茨研究收入分配的倒U形曲线的原因。在起始阶段大家都是农民，收入分配差别不大，工业化开始后贫富差距逐渐扩大，到完成工业化以后贫富差距又趋于缩小。在此过程中当人均收入达到三五千美元时是一个不稳定时期，就因为时处收入分配倒U形曲线的最高端，社会容易因为收入差距过大而发生动乱。我国正处于这样的阶段。我国和其他国家不同之处是经济增长的特别高速度，城乡差别发展得特别快，自古以来就是农业国的中国从来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收入分配上的快速变化。政府、学者、社会各界人士都不能适应这种忽然发生的、不断扩大的收入差距。其实这是一个必然发生的工业化过程中的一个侧面。不过我们的特点是经济的特高速发展。人们来不及适应，所以风险更大一些。

　　在中国，城乡之间的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还因为近十几年来巨额外国投资而加剧。每年差不多都有五六百亿美元的外国直接投资都集中在沿海省份，使得东部地区的经济如虎添翼。开放政策又使国际贸易的年增长率超过20%。这些利益也都集中在东部城镇。对外经济的这种增长不但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在工业化的过程中没有发生过，全世界哪个地方都没有发生过。这些经济上的好处集中在非农产业里，农村基本上没有享受到。只有进城打工的农民通过财富增长中的滴漏效应分到一些。加速发展的全球经济一体化使得我国的城乡收入以特别快的速度和规模拉开了距离。

　　再一个因素是我国土地制度使得国家城镇化的过程中农民的利益更得不到保障。在工业化过程中农民惟一的优势是有土地，工业化是需要土地的，所以农民在工业化过程中通过出卖土地还能够得到一些补偿。地处城市边缘的农民甚至于暴富起来。而我国的土地是集体所有，在土地出卖过程中农民没有直接的发言权。代表土地所有者的干部可以串通政府或开发商低价出售，为自己个人牟利。我国规定的土地占有补偿法则也极不利于农民，它以农业的产出做基础，不考虑土地城市化后的收益。因此农民往往得不到应有的补充。西方发达国家在工业化时期人口增长迅速，额外增加了对土地的需求。这种需求对农民是有利的。可是在我国人口增长的好处，因土地制度的特殊性，没能够惠及农民，倒是人口增长导致的劳动力无限供给降低了进城打工的农民工的工资。这几个因素加起来更导致了农民在我国工业化过程中的不利形势。

　　综上所述，我国收入分配差距扩大化的过程实际上是一个发展的必由之路。除了最后一点关于土地制度跟政策有关外，其他各点都不是某项政策错误导致的。换句话讲，不论我们如何调整政策，这个收入分配差距扩大化的过程是无法避免的。除非我们停止了发展，或者把经济增长的速度降低下来。但是那样造成的问题恐怕就更多了。

　　分析收入分配扩大化的原因中，有人认为是社会形成的歧视造成的。的确，我们这个社会还存在许多不平等，许多歧视。但是应该讲，改革近三十年这种歧视是不断缩小的。在过去近三十年的改革开放过程中，我国各阶层之间的流动性是不断加速的，不平等现象是在减少的。但是收入分配的差距却在扩大。所以不能说是歧视的加剧造成了今天的收入分配不平等的扩大。

　　现在我国有几千万个富人，他们在改革以前无例外的都是穷人。因为从解放的1949年到文革结束为止的三十年内，我们把富有阶级彻底消灭了，他们的财产彻底剥夺了。全中国是一个穷人国。那时候既然消灭了阶层，也就无所谓阶层之间的流动性。但是城乡之间的流动性是绝对禁止的。在改革后的28年中新产生的富人过去都是穷人，其中有不少本来就是农民。同时，在此期间也有无数致富了的人又变成了穷人。原因或者是做生意失败，触犯了法律，自己不会理财，上当受骗，更有被特权者巧取豪夺，能够顺利经营，一步步走上来的恐怕反而是少数。这整个过程表现为流动性的空前增加。这和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完全不同。他们的流动性比较差，社会比较稳定。一般认为贫富差距是缺乏流动性造成的。而我国恰恰是流动性造成了贫富差距的扩大。当然我们也应该承认，我国的社会歧视还相当普遍，需要改进的地方很多。但是要肯定的是改革28年来流动性是不断有改进的。而贫富差距却在扩大。这说明贫富差距的扩大与社会各阶层间流动性不足无关。

　　从国内学者研究的数据也能够支持上面的分析。虽然我国总体上收入分配差距很大，但是分别看农村和城市，他们内部的收入分配差距并不太大。农村内部的基尼系数只有0.39，城市内部的基尼系数只有0.32，都没有达到警戒线。但把农村和城市合并起来看，基尼系数就达到了0.45。这说明收入的不平等主要来自城乡差别，也就是工业化过程造成的。

　　如果上面的分析有道理，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化是发展的一个过程，那么这个过程还没有结束，差距的扩大还会继续一段时间。在1997到2004年的七年里城市人民的收入年增长率为9%，而农村的只有4%。在2005年这一速度分别为11.4%和11.0%，比较接近了。但农村的收入增加的速度还略低于城市的。这一趋势说明我国的基尼系数很可能还会上升。这不必感觉意外。问题是我们迫切需要采取措施弥补这种危险的发展。比如强化累进所得税，用税收的较大比例用于转移支付。但用杀富济贫的办法有一定的副作用，即使是通过合法过程也有其不良影响。最没有不良副作用，反而还有良好副作用的就是发展民间自愿的慈善事业。反对贪污腐化对缓和收入分配扩大化的肯定有重要作用，也是最没有副作用的政策，值得我们全力以赴。(茅于轼天则经济研究所理事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