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9日,有两条引人注目的消息,和医疗有关:
一是新华社报道北京元旦之后,每日有5000人被流感击倒。同时配发的图片,是医务人员正大量配制输液药品。有人担心,由病毒引发的流感,会否带来抗生素的滥用?这担心并非无的放矢,据披露,因医生开抗生素的回扣可达30%,导致抗生素久限无效。
二是卫生部披露,国务院组成的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部际协调工作小组,正在分专题调研,研究制定改革方案。
两则消息,一忧一喜。让人重新关注“久闻楼梯响”的医药体制改革。
最近,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的2007年社会蓝皮书,在全国28个省(市、自治区)的调查显示,在17个社会问题中,排在第一位的是“看病难、看病贵”。
为降低虚高的药价,国家发改委连续19次出台降低药价的政策,但许多药品生产企业兵来将挡,规避降价政策,把普通药品改个名称、剂型、规格,就变成所谓“新药”,出现降价药药店停售、药厂停供的尴尬。结果,前18次药品降价仅使全国百姓每人每年买药支出少2.5元。降低药价的政策,被群众形容为“只听楼梯响,不见人下来”。
降价药品遭抵制,惠民政策被消解,药品降价政策被频频“截留”,原因何在?问题在于,药品降价政策实际上失去了执行主体。药品制造商和供应商追求利润最大化,利用了医药难于分开的现实,利用医生之手,从大处方中获利。而由于政府投入不足,公立医院公益性质淡化,盲目追求经济利益,也难于抵御大处方的诱惑。
“看病贵”,是我国医疗收费体系严重弊端的集中反映——药费和部分大型检查费偏高,而体现医务人员技术和劳务价值的收费长期偏低。挂号费是医生技术价值的集中体现,普通医生的挂号费仅3—10元,还不如理发店师傅,属于明显的“脑体倒挂”。由于技术劳务价值得不到体现,又没有合理的制度机制控制,“以药养医”于是泛滥。如果还采用药费降价的路子,可能使不合理现象更加严重,最终影响医改进程。
各地先后出台了一些医疗价格的改革措施,但几乎都有争议。这也提醒我们,虽然群众中有一些“闻降则喜,闻涨则怒”的不理性心理,但医疗改革不是单纯的价格改革,不能“一刀切”,这是涉及医疗卫生体制、药品流通体制、医疗保障制度等多方面的一项复杂配套设计,需要充分考虑各项改革措施的高度关联性,要从体制上理顺,才能让老百姓直接感受看病费用的降低。
国家出台相关政策,确实好比“楼梯响”,要看得见“人下来”,还需要执行主体。比如,保持公立医院的公益性,实行医药分开、提高医生技能的含金量,充分调动医护人员的积极性,才能让禁绝大处方、药品降价等政策有真正的执行主体,百姓也才能真正放心踏实地走进医院和药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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