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过去的2006年，上海GDP(地区生产总值)首次超过1万亿元，成为全国第七个GDP超万亿元的省级行政区，也是第一个GDP超万亿元的直辖市。

　　2006年，上海包括房地产在内的投资增幅回落了约5个百分点，而GDP依然增长12%左右；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在数年下滑后首次翘升；单位生产总值综合能耗预计下降4%，而用电量增幅近3年来首次低于两位数……

　　上海市委代理书记、市长韩正说，去年呈现的发展态势是上海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多年努力的结果。以落实胡锦涛总书记“四个率先”的要求为突破口，上海正在迈向科学发展的轨道。今后，上海要实现又好又快的发展，必须更加注重提高发展质量，更加注重优化发展路径，更加注重丰富发展内涵，更加注重增强发展动力。

　　一位数，还是两位数——速度之变

　　1992年上海GDP过千亿元时，GDP增幅首次同步上升到两位数。此后，上海GDP增幅连续15年保持两位数。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能否保持两位数增长，实际上成为考量市委、市政府把握发展能力的一个重要指标。

　　然而，半个多月前，参加上海市委八届十次全会的代表们有点吃惊地发现，市委建议将2007年全市GDP增幅降为9%。

　　在全会上的讲话中，韩正花了不小的篇幅，来解释从两位数调到一位数的理由，中心意思是，“快”——保持一定的增速当然是必须的，但“好”——转变增长方式则更是当务之急，“好”，既是中央提出的要求，也是上海发展的需求。

　　基数越来越大，增速放慢一些是必然的；再拼投资，再拼资源，上海将难以为继。道理并不难懂。

　　难的，是转变长久形成的观念。

　　“不少人过去陷入了一种误区：GDP增速就等于发展程度。”上海市发改委总经济师周亚说。从这个角度看，把维持了15年的两位数变为一位数，受影响更大的，与其说是上海经济的增速，不如说是上海干部的思维惯性。

　　“放缓一点速度，给大家调整的空间与时间，”上海市发改委主任蒋应时说，“要把注意力引到质量和效益上。”

　　实际上，增速的压力虽然舒缓了，但上海各区县领导被套上了一个个新的“紧箍咒”：综合能耗指标、土地集约利用指标、污染物减排指标……

　　对于上海的国企负责人来说，除了上述指标，自主创新能力和自主品牌开发能力，成为新的最大“焦虑”——国资管理部门开始将它们作为最重要的考核标准。

　　速度的弦松了，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硬约束”正越来越紧。

　　对于“奔跑”了15年的上海来说，速度之变，犹如“调姿转身”，迈向科学发展的步伐会更从容。

　　二三并重，还是突出三产——结构之变

　　“8号桥”这个陌生的名号，在上海常常被人提起。所谓“8号桥”，其实并没有桥，更没有水，原本只是建国路上一家汽车配件厂的8栋厂房。经过改造，那里成为设计公司、广告公司云集之处。

　　“8号桥”的兴盛，以及如雨后春笋般出现的“创意产业园区”，具有某种象征意义。这不仅是指这些地区产业结构“退二进三”的举动本身，更在于其发展境遇变化的背后——对这些新型服务经济，政府的关注和支持越来越多。

　　上海对于第三产业的重视，由来已久。“三二一”的三次产业发展顺序在上世纪末就已确立。但是，进入新世纪以来，在国际制造业转移大潮之下，上海也“未能免俗”地抢抓了承接转移的机遇，制造业由此进一步勃兴。而现代服务业受种种制约，反而略显疲态。结果，第三产业在经济总量中的比重连年下滑。

　　近几个月来，上海决策层对服务业的发展，再度反复强调：把服务业放在更加突出位置；增量部分主要靠服务业；发展现代服务业是提高发展质量的最主要途径……对于制造业，则强调“主要发展拥有自主核心技术和自主品牌的产业和企业”。

　　对制造业发展更为熟稔的上海市经委，也开始“转身”。处以上干部都要接受现代服务业发展的专题培训，一些处室机构作了调整。市经委主任王坚说：要从我开始，强化服务型经济意识。因为，上海只有加快发展服务经济，才能在经济结构上具备国际竞争力，持续地实现节能降耗目标；也只有加快发展服务经济，才可能具备更好地服务全国的能力，符合中央对上海在区域发展中的定位要求。

　　被称作“2.5产业”的生产型服务业开始大行其道，金融业、物流航运业、信息服务业、文化产业，都如沐春风般发展。目标十分明确：一是扩大总量规模，二是提升辐射功能。

　　传统制造企业也努力分享服务经济的盛宴，从单纯提供制成品向提供消费贷款、售后服务，乃至承揽总承包、总集成延伸。

　　重申三产之重的声音，多年来在上海不绝于耳。只是到了今天，在新的认识——中央对上海的定位、服务全国的责任，新的基础——超万亿元的经济总量，新的机遇——国际服务外包转移、国内服务业对外开放的条件下，人们对上海新一轮现代服务业发展的格局和能量有了新的期待。

　　四种角色在互动中归位——体制之变

　　蒋卓庆自称在“研究公共政策和社会政策”的部门工作。

　　去年，他出任局长的上海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制定出台了9项分配保障政策，包括高龄无保障老人、中小学生在内，600万市民因此受益。他说：“过去，政府部门偏重研究经济建设政策，现在开始注重研究公共政策。这反过来会促进经济发展。”

　　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的职能转变，是上海政府改革的一个例证。

　　如果说科技创新是上海经济发展的直接动力，那么，整个上海发展的根本动力，无疑是体制的变革。

　　经历了20多年改革历程，也收获了改革丰硕成果的上海，现在该如何推进改革呢？

　　“综合，配套，协调”，这是上海对今天改革特点的描述。

　　之所以这样判断，是因为他们越来越感受到，政府、企业、市场、社会四者关系的扭曲与错位，是面临的最大矛盾，而解决它，必须配套互动，“在互动的改革中，让四种角色各归其位，各司其职，各展其长”。

　　而这其中，政府改革被称为“攻坚之举”。

　　“强政府”曾经是一些人对上海的印象。韩正并不完全认同这种评价。他认为，问题并不在笼统的强弱上，而在政府功能该强的要强，该弱的须弱，该转移的得转移。

　　在这种“强化、弱化、转化”的改变过程中，民生问题，自然成为政府工作的重点。

　　以就业为例，当就业指标被明确后，政府的行为方式明显转变。财政资金的安排开始从投资性项目转向大量资金被投入能促进就业的培训。去年，上海有34万多人接受了政府资助的就业培训，受训后就业率近70%。

　　当政府强化其在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领域的职能时，它原先对企业、市场、社会的过度干扰就被弱化，甚至消失，而企业自主发展的动力开始加强，包括中介组织在内的各类社会组织的发展空间开始扩大，市场固有的优化配置资源的功能也更能施展手脚了。

　　从养老服务到司法调解，从戒毒服务到社区保洁，上海政府部门通过出资购买服务的方式，使社会组织得到发育，服务功能得到强化。

　　通过深化改革建立起的新体制和新机制，正是上海迈入科学发展之路的真正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