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人民法院在部署2007年人民法院工作时，提出把“研究建立刑事被害人国家救助制度”作为其中一项重要任务。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肖扬表示，要加大对困难群众的司法救助力度，把维护群众利益作为提供司法保障的出发点。(《中国青年报》1月8日)

　　司法救助有诉前救助、诉中救助和诉后救助，目前，人民法院的司法救助有诉前救助和诉中救助，诉后救助还只有部分法院在探索建立中。但诉讼终结后的救助，在现实中却有着迫切的需要。

　　在辽宁盘锦发生过一件让人非常辛酸的事。20岁女青年王某为了逃避男友的强奸，撕扯中从五楼坠下，造成高位截瘫。王家为女儿治病，王父买断工龄获得的16万元补偿全部花完，还欠了10多万元的外债。王某长期要家里供养，还得有专人照顾，王父在买断工龄后又失去经济来源，在沉重的压力下，王父活活将女儿掐死。(《华商晨报》2006年1月19日)

　　王某只不过是为了维护自己的自由和尊严，但是，她付出的代价是非常沉重的，不但自己失去了年轻的生命，父亲还要在牢狱中度过余年。这件事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大的争议，其间有这样的声音：早知这样，王某还不如不抵抗。但是这个悲剧的发生，我们难道能怪罪王某当初不该反抗吗？

　　因为刑事案件而致受害人甚至其全家陷入绝境的事情屡有发生。河南开封县农民李建增，儿子遭绑架，在营救中，儿子被绑匪放置的手榴弹炸死，李建增被炸掉右手，造成残废。事后，虽然法院判决几名被告赔偿李建增及其家人10多万元，但3名绑匪中，基本上没有可供法院执行的财产，李建增所赢得的，只是一纸判决书而已。李家因此陷入困境。在不少刑事案件中，受害者是家中唯一的劳动力和经济来源，一人受害往往让全家绝望。

　　本来，法律有刑事附带民事赔偿的规定，但是，刑案导致受害人及全家陷入困境的事却非常普遍。这种现象的发生，专家分析认为，一方面，因为我国传统的“打了不罚，罚了不打”的旧观念，导致刑事案件附带的民事赔偿难以得到支持；另一方面，很多刑事案即使判决了民事赔偿，但受害人事实上也得不到赔偿。一位从业24年、代理过1000多起刑事案件的律师介绍，刑事案件中，受害人得到赔偿的比例不足30%，但在这30%里面，最后真正拿到钱的，仅有三分之一。

　　在这样的前提下，实施诉后救济制度的呼声很高。比如，犯罪行为给受害人造成重大损失，导致其生活困难，罪犯又无赔偿能力，国家应给受害人一定救济；比如，对在刑事案件中受到伤害又急需医疗救治的，国家给予救急资助等。

　　事实上，给予那些因为刑事案件而陷入困境的人相应的救助，国家是有义务的。在女青年王某的悲惨故事中，如果王某一家能得到相应的救济，惨剧显然可以避免。本来，维护自己的自由和尊严是一个人的基本权利，而让每个人能够有效地维护自己和自由的尊严，却是政府的义务。如果一个国家的公民无法捍卫自己的自由和尊严，那显然是不正常的；如果一个国家的公民因为无法承受之重，而甘愿放弃自由和尊严，那是国家的耻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