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少中小企业主抱怨说，我感觉自己就像“三陪小姐”，明明对有些官员极度厌恶，却不得不笑脸相迎。而当这种反感的指向从个体迁移到群体，并在一定范围内产生共鸣，“仇官”现象就产生了。

　　恩怨纠葛是世间常态，本来并不值得大惊小怪。然而一旦这种恩怨被扩张为群体间的心态、行为，世界就需要反思了。

　　《瞭望》周刊日前刊发文章称，由于频频遭遇“吃拿卡要”，部分地区的中小企业主出现了“仇官”心态，其温和者仅是“愤懑不平”，说到群众闹事时眉飞色舞，觉得“痛快”、“解气”，偏激者则出钱、出人，为群体性事件推波助澜、火上浇油。

　　令人惊心的是，在不少时候，这些群体性事件与他们并无直接利益关系。在《瞭望》周刊的相关报道中，因有人冒充公务员殴打“棒棒”(挑夫)，三峡库区某市大批市民聚集政府大楼“讨说法”，事件过程中，有些与事件毫无关联的人竟然包下酒店房间看热闹，出钱雇人拉砖头(当武器)。

　　缘何有此怪现象？

　　其一，“潜规则”盛行，程序公正缺失。对于一个社会而言，公平的游戏规则是消解社会矛盾最重要的手段。但平心而论，我们现在少的恰恰正是这一公平的游戏规则。职位申请，有“关系”者占先；项目审批，有“渠道”者独得……所谓“刚性程序、柔性执行”。为了不被“柔性执行掉”，企业不得不劳神费力耗财打通关节。

　　其二，公权私化，角色错位。“说你行也行，说你不行也行。”一些权力机构视自己手中的“图章”为私权，审批事项通过不通过不是“因为你符合了条件”，而是“因为我认为你符合了条件”。与此相应，一些领导干部也视自己为“官”，公务员精神严重匮乏。

　　其三，权力深陷利益格局。权力应当是权利的“仆人”而非“主人”，一旦这一关系不能得到承认，权力就会异化、堕落。近年来，权力与财富的结盟正在不断显山露水。这一点，在各地的征地、拆迁中表现得最为明显。

　　随着这些深层次问题的积淀，社会的反感也在积聚。不少中小企业主抱怨说，我感觉自己就像“三陪小姐”，明明对有些政府官员极度厌恶，却不得不笑脸相迎。而当这种反感的指向从个体迁移到群体，并在一定范围内产生共鸣，“仇官”现象就产生了。

　　虽然准确地说，“仇官”现象并不总是显得合情合理，其中有很多是以偏概全，抱着社会成见“一竿子打落一船人”。但这一嫌疑的存在并不妨碍我们进行反思。

　　曾经有位崇信社会进化论的学者说，任何一个领域都有自己的“霸主”：政治界有“权霸”，经济界有“钱霸”，学术界有“学霸”……他所说的“霸主”就是指那些掌握资源分配权力的人。

　　但任何一个权力机体，一旦偏离社会公正，变成自身或他人的牟利工具，它都可能遭遇社会的“仇视”。因为，任何一个有理性的人，任何一个有理性的企业都渴求自由的呼吸。他们希望，自身的诉求可以在一个自由出入、阳光明媚的大厅里被公开地讨论、审核，符合条件的放行，不符合条件的被驳回。

　　如果所谓的“霸主”不可避免，那么，预防、消除这种“仇视”需要我们有进一步的制度安排。对于社会而言，透明的成本是最小的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