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越来越近，遏制“节日腐败”、围剿“红包”的部署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为了遏制“节日腐败”，最近从中央到地方，各级纪检监察机关纷纷发文件、出告诫、敲警钟，对领导干部加强廉洁自律教育。有的设了“高压线”，定了“铁规矩”，如广东省、南京市等就作出明确规定，领导干部凡是在元旦、春节期间收受“红包”的，一律先免职，再按规定处理。

　　近年来，少数地方领导干部的“节日病”、“红包症”愈演愈烈，严重败坏党和政府的形象，影响执政能力，不利于社会和谐。收受“红包”已经成为腐败官员敛财的重要途径和手段，此类案例媒体时有报道。干部收受“红包”问题，已经到了非铁腕狠治不可的程度。

　　然而，干部收受“红包”，往往又被认为是“礼尚往来”，“人之常情”，上不了纲线，摆不到台面，执纪执法机关常常宽容忽略，贪官污吏正是钻了这个空子，成就了自己的“贪绩工程”。相关部门要把领导干部收受“红包”问题当作腐败行为来认真对待，严肃查处。在这方面，目前的司法实践已经开始付诸实施。收受“红包”按受贿论，对于遏制官场“红包”泛滥，促进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将产生积极影响。当然，这还需要法律和纪律修订完善给予支持。

　　按说，对于领导干部收受“红包”，应当采取“零容忍”态度。不过，我们的国情尚不允许这么做。譬如对于贪污受贿问题，刑法规定的立案侦察起点，原则就是5000元。对于官员收受“红包”问题，也要定出具体标准，收受哪一类人的“红包”属于正常往来，收受哪一类人的“红包”属于非法收受；多少钱(物)的“红包”涉嫌违纪，纪检监察机关立案查处；多少钱(物)的“红包”涉嫌受贿，检察机关立案侦察。有了明确的杠杠，执法执纪机关才好对照施“治”，人民群众才好对照监督，对官员才能起到实实在在的警示震慑作用。同时要建立官员收受“红包”申报上交制度，如实申报上交了，可以免予查处。

　　只有如此，围剿“红包”才是“真砍实杀”的，广东、南京等地提出的“领导干部收受‘红包’一律免职”的规定才具可操作性。否则，围剿“红包”、遏制“节日病”、根治“以礼代贿”等口号，无论喊得怎么响，也难以具备有效的约束力，既震慑不了贪官和违纪者，也不会为老百姓所认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