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统计局1月25日发布消息称，我国2006年GDP总值达209407亿元，增长10.7%，增速比上年加快了0.3个百分点。国家统计局新任局长谢伏瞻在谈到经济平稳较快增长的同时，也谈到节能降耗的难度问题。在其看来，“要完成全年万元GDP能耗下降4%的目标，应该说难度非常大，很可能实现不了这个目标。”(《中国青年报》1月27日)

　　谢伏瞻局长的忧虑，自然让人想起前不久环保总局所提供的信息：2006年是我国环境形势最为严峻的一年。这一年，全国平均每两天就发生一起严重环境污染事故；环境投诉比上年增加30%；国务院年初提出的能耗降低4%、污染物排放降低2%的目标并未实现。

　　近年来，中央政府在经济工作指导思想上，强调地方经济发展要注意调整优化经济结构、转变增长方式，把节约资源、保护环境和集约用地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同时，注重城乡、区域和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促进社会公平正义，让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和发展的成果。可以说，对于能源和生态环境问题，从中央上层领导到基层百姓都深感忧虑，关于此问题的谈论和探讨可谓话语喧嚣。那么，谢伏瞻局长所说的难度究竟在哪里呢？在笔者看来，其难度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首先，我国正处在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加速阶段，能源需求急剧增长，生态环境恶化的态势未得到根本扭转，资源环境问题已经成为制约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瓶颈之一。中国现代化战略研究课题组1月27日发布的《中国现代化报告2007》指出，2004年中国生态现代化水平指数为42分，在118个国家中排第100位，中国正处于生态现代化的起步期。在21世纪前50年，中国生态现代化面临着诸如“加速经济发展模式的生态转型，提高经济生态化水平”、“加速消费模式的生态转型，鼓励绿色消费”等十大挑战。可见，要实现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任重而道远。

　　其次，复杂多样的社会问题也对节能降耗设置了诸多障碍。当下，我国公民的可持续发展意识总体上不强，一些掌握社会公共权力者在公共财政的支配上缺乏规范，或“垒政绩”、树“形象”，或比阔气、争排场，由此导致的能源浪费和生态后果也是不容小觑的。随着阶层利益关系调整，需要对公平问题予以格外重视。种种迹象显示，不少国民的迅速暴富是通过钻体制空子，甚至非法的悖逆伦常道德的途径获取的，为了他们的富裕整个社会所付出的环境代价、生态代价也是巨大的。笔者注意到，《中国现代化报告2007》建议，中国应建立生态补偿制度、关键岗位环境责任制和关键项目环境风险评价制度等三大生态制度，以促进中国生态现代化建设。这是有的放矢的。

　　第三，中央地方关系中的体制性、机制性问题亟待破解。在我国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逐步转变的过程中，各种社会改革模式均取政府指导型，地方政府政绩考核机制带有明显的功利性特点，因而造成不少地方政府对市场经济的介入屡屡陷入误区，也造成当地经济发展具有明显的行政属性。特别是我国1994年推出了财政与税收的配套改革，初步建立起以分税制为基础的分级财政体制框架，成为由行政性分权(分灶吃饭)向经济性分权(分税分级)转变的一个里程碑式的转折点。在中央下放财权与部分决策权的同时，也将原中央承担的部分事权下放，从而出现了基层政府公共服务职责和能力的严重不对称问题。在财政和地区利益独立核算及向上政绩显示的压力与动力驱动下，地方政府在缺乏有效约束的情况下很可能出现急功近利的短视现象。我们不难看到，一边是中央政府强调科学发展、统筹发展、协调发展；一边则是不少地方政府偏重于地区经济总量和财政收入的增加，诸如投资过热、重复建设等问题屡有所闻。更令人忧虑的是，在一些地方和部门，对领导干部的考察与评价偏重于政绩，而忽视对其施政手段的道德性、合法性的考量与监督；在具体民主制度的贯彻落实上，普通党员或群众出于种种原因，不能以既定的法规为武器有效反制上层的不良作风与行为，其错误决策不时以规范性文件的形式出笼，发威发力……

　　“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不管有多少难题，只要我们充满忧患意识，敢于直面并认真加以解决，我们就一定能把我国的现代化事业不断推向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