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劳动合同法草案二审通过，劳动争议处理法也提上2007年全国人大立法日程，与劳动有关的法律越来越健全，这是否意味着未来我国劳动关系会走上和谐的道路？

　　作为中华全国总工会(下称“全总”)民主管理部的部长，郭军对于劳动立法中的争议以及劳资关系的发展，有着更深刻的理解。

　　《第一财经日报》：劳动合同法的起草过程中，先在立法组里分了南派、北派，最近又有劳动者与单位谁是弱者的争论，你怎么看？

　　郭军：学者之间的争论很正常，让决策者多一个选择是好事，而且该法案起草没有设单独的立法组，只有几个课题组，南北二派的划分不过是对学者意见的简单理解。

　　劳资双方的强弱地位须在特定条件下才能分辨清楚。可以说，单个劳动者相对用人单位，在具体劳动关系中永远是弱势，虽然个别劳动者有较强的话语权，但是用人单位的整体强势地位相当明显。比如杂交水稻专家袁隆平是优秀的劳动者，他的技术和无形资产价值几十个亿，可是没有用人单位给他投资、给他创造条件，还是处于劣势。

　　《第一财经日报》：怎么看待现在的劳资关系紧张问题？

　　郭军：市场经济条件下，劳资关系紧张是一种普遍的现实。这一点，我们无法回避。

　　现在劳动关系主要紧张在欠薪上。劳动者一般有三种抗争模式：一是老实派，受了委屈就忍，忍不了就走，欠薪也不要了；二是玩命派，很多农民工讨不回工资就以点火、跳楼相威胁，这时当地负责人才急忙拿着讨回的工钱到现场化解；三是理性派，已经有一部分人学会用法律武器维权，这很令人欣慰。

　　《第一财经日报》：现在对劳务派遣制度有存废之争，立法会怎么走？

　　郭军：现在劳务派遣行业相当不成熟，很多是以劳务派遣之名，行劳动中介之实。

　　劳务派遣公司要与员工签订合同，现在劳动合同法规定至少要签2年的合同，有岗位就派遣过去，没有岗位就培训并且提供不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的薪水。就像“蓄水池”，哪儿缺水就输送到哪儿去。但只能是辅助性、临时性、替代性的岗位，永远不能成为企业用工方式的主流。

　　现在立法对劳务派遣基本上还是肯定的，但是要严控劳务派遣的准入制度，责任主体从原来的用工单位转移到派遣单位，而且双方要承担连带责任，这种规定是比较好的。

　　《第一财经日报》：劳动方面立法越多，对工会的影响是什么？

　　郭军：在劳动合同法的二审稿中，工会的作用还是较为突出的，尤其是公司制定章程规定，一定要通过工会讨论。尤其是涉及处罚的条款，上厕所几分钟算合理、迟到几次算严重违纪，这类问题，工会一定要“扛”到底。工会必须监督企业执行法律的最低标准，也就是法定责任，现在不少企业连法定责任都还没做到，却奢谈社会责任。

　　我们已经通过督促一些知名外资企业建立工会促进劳资关系和谐，沃尔玛建立工会就带了一个好头，柯达、富士康等公司也相继建立工会。以前他们有一种偏见，认为中国的工会是站在企业对立面的，所以对工会有排斥心态。现在他们认识到工会和企业可以合作共谋发展，工会并不是只为员工追求涨工资，如果企业遇到困难，也会与企业研究降工资，否则企业都倒闭了，还有什么前途。

　　但是，现在企业的工会干部拿的是企业的钱，说话难免底气不足，所以我们正在考虑由上级工会下派干部的做法，那样可能会好一些，尽量保障员工的合法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