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3月份，农工党上海市委开始向上海市52家医院和医务人员发放调查问卷，历时3个月，回收问卷1178份。基于这些问卷，诞生了今年上海市政协十届五次会议第0077号提案《优化医疗执业环境，构建和谐医患关系》。农工党上海市委秘书长刘仲苓表示，医患关系是影响医疗质量和间接造成老百姓看病难和看病贵的重要因素之一。(1月29日《东方早报》)

　　医患关系紧张的问题，在去年全国两会时已成为焦点话题。而且就在几天前的广州市两会上，医卫界政协委员将分组讨论会开成了“诉苦大会”。今天医患关系的空前紧张，其发展态势已经有集中化与极端化倾向。在有的地方，医患关系紧张到已经造成很多恶性事件，而医护人员“为安全起见”，一些匪夷所思的事情也出现了，如头戴钢盔上班，给受威胁医生配保镖，向医院派驻警察等等。人类医学发展数千年，医患之间似乎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么难堪。医者父母心。医患之间本来应该是拯救与被拯救，感恩与被感恩，充满圣洁情感的关系。如何改善医患关系，是像一些政协委员提议的，让公安人员长驻医院就能实现或者像通过优化医疗执业环境就足以和谐？不可否认，这样的一些提议有其合理之处，但与此同时，我们认为，要真正改变目前日益尖锐化的医患关系，如果不从医疗体制着手，可能仍将缘木求鱼。

　　必须十分清醒地认识到，医患关系之紧张，既不是“媒体妖魔化”的产物，亦非卫生部有关医疗纠纷“举证倒置”规定之错，更不是社会发展过程中必然产生的现象，而只能归咎于一种行政化医疗体制之下，必然导致的利益攫取与民生冷漠。这也正是卫生部部长高强在去年11月3日《人民日报》上所表示的：在构建和谐医患关系中，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是主导方面。而医院的商业化倾向，是造成医患关系紧张的重要原因。

　　政府对卫生投入不足，迫使医院“以药养医”。这种已经被指为“不成功”的医改模式，使得医疗机构迅速展现其过度商业化的取向，这不仅导致即便是公立医院也丧失了其应有的公益属性，也使得医生被迫承担起一种与其治病救人的职责、医者仁心的道义原则完全相悖的功能———为医院创造效益。而与此同时，一些诸如医患双方信息不对称、体内循环的监管体制、医疗资源的分配不均等，都被最大化地运用于创收之中。这样一种基于经济利益取向的冷漠乃至无情的体制，也造成了尽管患者付出了高额费用，得到的却是一种冷漠乃至无情“服务”的事实。这都使得医生成为被患者抱怨甚至攻击、报复的对象。

　　这种沉重的体制之力，不仅终结了那种似乎只存在于传说当中的、蜜月式的医患关系，更重要的是，它从根上打破了原有的维系医患双方关系的基本信任。的确，有些患者在权利意识增强的同时，也存在对医学科学的特殊性认识不足，以致产生“误会”的现象，但我们并不能因此而漠视一种冷漠的医疗体制所产生的、更大面积的民生怨怼情绪。当新一轮医改已经提上议事日程，我们如何从体制着眼，真正根除产生医患关系紧张的土壤，是一个不能回避的现实问题。

　　1月8日，卫生部给出了一个未来医疗体制的基本蓝图———基本卫生保健制度、医疗保障体系、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和公立医院管理制度。而针对卫生部医改方案，劳动和社会保障部日前也提出了新的医改思路。虽然最终思路仍未敲定，但新医改必将抛弃原有的过度商业化的医疗体制。在这种大势之下，如果我们能够更好地辅之以相关法律、加大监管力度、改善医务人员待遇等措施，重建医患双方的信任，一种和谐的医患关系自然水到渠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