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国级别最高的中国籍官员、掌管“联合国大会和会议管理部”(以下简称“会议管理部”)的副秘书长陈健，将于近期卸任。在离开工作了5年多的岗位的时候，回首往昔，陈健心中有何感慨？联合国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国际组织，留给他的印象是什么？带着诸多问题，记者来到了陈健位于联合国大厦第29层的办公室，对他进行专访。

　　联合国最大部门掌门人

　　1月15日上午11点半，记者如约来到陈健的办公室。这是一间大约50平米的房间，屋内摆设十分普通：沙发称不上豪华；办公桌不大，上面的文件和办公用品摆放得满满当当，却很整齐。比较特别的是那面蓝色的联合国旗帜——它时刻提醒记者：这是在联合国大厦。

　　现在，“会议管理部”的许多职员仍旧每天进出这间办公室，向陈健汇报工作，或领受任务。但他们知道，与这位可敬的上司依依惜别的时候就要到了。此时，他们更想记录下与陈健相处的点点滴滴。

　　陈健1942年生于上海。在陈健记忆中，最初的“上海故事”是刻骨铭心的——几年以后，父亲就病逝了，悲痛的母亲不久也随夫而去。孤苦伶仃的陈健只好带着妹妹投奔外公外婆。依靠别人的接济，祖孙四人过着相依为命的日子。

　　幸好这种日子不算太长。1949年上海解放后，陈健得以进入学校学习。1959年中学毕业后，凭借优异的成绩，陈健幸运地考入了复旦大学英语系。1964年从复旦大学毕业后，他被分配到外交部，来到向往已久的北京。一到北京，他就再次走进学校大门——到北京外国语学院(现北京外国语大学)学习了两年。

　　当陈健顺利结业的时候，“文革”开始了。他很快就被卷进浩劫之中——曾不得不到广东汕头牛田洋接受再教育，也曾在江西省宜春的“五七”干校“锻炼”。不过，在江西的那段艰苦岁月中也有幸福时光——他遇上了同样来自上海的姚文卿。这个端庄雍容的姑娘，两年后成了他的妻子。

　　1971年4月，陈健回到北京。1972年，他告别新婚妻子，来到纽约，开始了漫长的在美国土地上的外交生涯，直到1994年夏奉调回国。20余年间，除了两次短暂的国内供职经历，陈健在纽约、华盛顿的工作时间，加起来有整整12年之多。此后，担任外交部发言人、升任外交部部长助理、执掌中国驻日本大使馆······2001年，当陈健从日本离任回国时，联合国又在召唤他了。当年8月，他再次来到了纽约，出任联合国副秘书长，掌管“会议管理部”。陈健说：“很高兴又回到了我外交事业开始的地方······”

　　这一次，陈健在联合国大楼内一呆就是5年多。他掌管的部门在联合国是人数最多、花销最大的机构纽约东河边的联合国大楼，注定是陈健毕生难忘的地方。即将离开的时候，他在想些什么？这可能是很多人想知道的。

　　送给潘基文一句话

　　如果说联合国秘书长是“世界总统”，那么，陈健就是数十位“世界副总统”中的一个。但这位“副总统”一脸随和，笑迎来客。这让记者一下子放松下来，决定斗胆从“敏感问题”开始此次采访。

　　记者：潘基文就任秘书长后，向30位联合国高层官员发信，表明要尽快更换高层官员，并请求他们辞职。您收到这样的信了吗？您如何考虑离任后的工作问题？

　　陈健：联合国秘书长一上任就要求所有副秘书长和助理秘书长提出辞呈，据了解这在联合国历史上是第一次。应该说，在所有副秘书长和助理秘书长中，我的心情是最轻松的，因为中国政府和联合国秘书处早已达成协议，内定我的工作到今年2月底结束。从这个角度来说，我可以在一种很轻松的状态中观看现在联合国高层的人事变动。

　　按惯例，像我这样“借调”的联合国官员，任满后将由本国政府再做安排。我相信，我国政府会安排一个有利于我发挥特长的工作。我已经65岁了，不可能再在外交第一线工作。如果可以选择的话，我愿去做些研究工作，推动国内加强对联合国问题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