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起中央领导高度关注的郑筱萸案，已经被查明是“利用审批权收受他人贿赂”。社会各界的目光又一次聚焦在行政审批改革上，媒体也指出了现有行政审批有三大病症。(1月29日《中国经济周刊》)

　　检视郑筱萸案，进而检讨当前的审批制度，最终推动审批制度改革，这是一条符合逻辑的路径。问题在于，该如何改革？

　　按照《药品管理法》规定，药品生产、批发的审批权集中在国家药监局和省级药监局，国家药监局甚至将地方局批准药品的权力全部收回。集权监管和权力集中，势必给权力寻租埋下隐患。对此，有人建议审批权下放、回归给地方局。表面上看，权力下放、权力分散一定程度上确实有利于防范腐败。

　　但是，这恰如某些人迷信垂直管理一样不可取。一个不争的事实是，任何可能存在寻租空间的部门，放任地方管理会产生腐败现象，权力集中于中央同样也会产生腐败。腐败与管理模式并没有必然关系，由中央集中管理，若监督不当，照样会滋生腐败；把权力下放给地方，若监督缺位，腐败也难以避免。

　　一名知情者直言，“美国FDA的监管同样权力很集中，很‘独裁’，但公开化让腐败孳生的空间压抑到最低。而中国药监局的‘独裁’是封闭的，这才是问题的根源。”笔者深以为然。改革行政审批制度的关键不在于谁掌握审批权，而在于不管是谁掌握审批权，都不能让其滥权。如果说绝对权力会导致绝对腐败，那么相对权力也会导致相对腐败。杜绝腐败的最好办法就是将权力运作透明化。

　　针对郑筱萸案，国务院召开的常务会议指出：“完善审批运行机制，做到分工合理、职责清晰、相互制约、相互监督。推进行政审批公开，实行‘阳光’透明审批。”监督处于乏力的处境正是郑筱萸滥权的一大原因。为什么监督乏力？因为审批不透明，是暗箱操作。学者孙立平说：“暗箱中的暗，是同时对上对下而言的。对上，它使得自上而下的权威和控制失去效力；对下，它使得公民对权力的监督成为不可能。”显然，暗箱操作正是乱审批大行其道的乱源。

　　任何事情只要大白于天下，一切都会好办；多少年来，我们吃了太多暗箱操作的亏，受了太多暗箱操作的苦。就改革审批制度而言，无论权归何处，只要不破除暗箱操作的隐疾，谁也不敢保证权力就能得到很好地使用。阳光之所以是最好的防腐剂，就在于只要透明化运作了，一旦存有猫腻，公众就能随时监督，法律也能及时介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