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某县银行行长杨某经常应酬，经常在外饮酒，每次约一斤左右，酒精中毒变成痴呆，导致下岗。1月18日，51岁的他因智力下降、行为反常、生活不能自理住进了武汉大学人民医院精神科。

　　我相信，如果当初要让杨某在行长和“滥酒”之间选择，他一定会选择放弃“滥酒”的。但遗憾的是，这位行长实际上成了“滥酒”的牺牲品——变成痴呆，进了医院精神科。行长的职务不能够履行不说，可能还因此给国家带来损失——至少国家又白白培养了一个曾经年轻有为的干部。而杨某自己也成了行政机关领导干部“滥酒”的极端典型。

　　喝酒是中国几千年的传统。可现在，喝酒的内涵被异化成了一种主导的交际手段。“酒风”从北刮到南，从民间到上层，从商场延伸到官场，离开了酒，办事少了灵气，交际少了感情。自然出现许多坏处。许多“酒后状态”的公职人员能把平常事办得“复杂”起来，能把好事办坏。

　　所以，笔者对前任行长痴呆后，下任行长是不是能够不“滥酒”表示怀疑。因为即使本人不贪杯，一些居心不正者也常常借酒席之名，凭着“三寸不烂之舌”，引经据典，口若悬河，“精美绝伦”的“劝酒词”让你晕忽忽作出各种非正常“决定”。让继任“行长们”良好的形象在烂醉如泥的丑态中猝然跌倒。更有一些居心叵测者借喝酒之名，在觥筹交错之中深藏刀光剑影，推杯换盏之间又又让你稀里糊涂地陷入圈套之中，贪污、腐败、下台、入狱等等。当他们中的人天天围着你招待你的时候，一个县银行行长又有什么高招破解呢？

　　我们都知道，“滥酒”和劝酒有关，劝酒和酒风有关，酒风和公共意识有关，公共意识又是文化的反映。一个国家浸泡酒中千年的文化氛围中，即使有“禁酒令”，有《酒类流通管理办法》又能怎样？而且，在熟人社会里，这种“不会喝酒，不会劝酒，在社会上就混不下去，办不成事”的“酒为媒”做法常常收到实际的好处，自然会反过来就促使酒文化中不良酵母继续发酵，将“感性”带到“理性”该出现的地方，用个人性、私人性的因素模糊了公共性、公益性的界限。

　　所以，要真正让前任行长的继任者们不再酒精中毒，除了自己不贪杯外，更重要的是要割断人际交往、政务事务中“酒为媒”的利益链条，培养陌生人社会的办事、处世的行为习惯，完善现行禁酒规则，营造正确酒文化氛围。否则，即使前任行长痴呆了，继任的“行长们”说不定哪天又要因此进医院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