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边区推行激励机制

　　上世纪40年代初的边区除了打仗，要面对的困难还有本地农业经济的凋敝和日本侵略军的频繁扫荡和“经济封锁政策”。邓小平所在地区的境遇似乎更糟糕：1942年和1943年，太行区发生了严重旱灾，农业收成只有常年的二三成，1943年接连又发生了蝗灾。

　　在1940年前，太行区对敌占区的贸易采取的是“经济绝交”的办法，甚至规定卖东西给敌占区就是“资敌”。这时候，“开始注意经济问题”的邓小平采取了一系列不同寻常的做法。

　　1941年6月，冀南、太行、太岳行政联合办事处和边区政府先后颁布了《贸易暂行条令》、《征收出入境税条例》和《特种出口贸易暂行办法》等一系列法令，不仅对内提倡“贸易自由”，给予老百姓生产、经营、销售、定价的自由权，并健全税收和贸易组织，派出干部团结一批商人，并在当时极其复杂的战争条件下，安排了平汉路东西两侧和太行、太岳、白晋路两侧的物资交流，用核桃、桃仁、花椒、皮毛等农副土特产品从敌占区市场上换回需要的棉布、药品、纸张、墨水等工业品。

　　这时候的太行区所实施的大生产运动处处都洋溢着激励机制。当很多边区大生产运动积极分子会被极“左”思想扣上“搞资本主义”、“富农思想”帽子时，邓小平却提出制定“奖勤罚懒”制度的建议。他说：“懒惰、生产不好的单位必须自己吃苦。”他把给予个人生产模范和劳动英雄的奖金额竟然提高到了200元到300元，那时候，上到师长刘伯承下到普通士兵的每月津贴只是1.5元到3元。

　　在“奖勤罚懒”思想的指导下，1944年4月1日，八路军参谋长滕代远、副参谋长杨立三很快公布了在边区顿时名声大震的《滕杨方案》(滕代远、杨立三手订总部伙食单位生产节约的方案)。该方案极为大胆地规定了参加集体生产和节约所得以“二八分红”(即公八私二)的分配原则：个人利用业余时间从事手工业生产的，70%归己；个人采集野菜，饲养鸡、兔、蚕、蜂等，“全归自得”。

　　太行区的市场通达和物价稳定多次受到毛泽东和党中央的称赞。1943年后的太行区克服了灾荒影响，“且有部分出品，如布匹、毛巾等棉织物和纸张，能够往外运销”，而“物价之低，在很长一个时候，为他区所不及”。全国解放前夕建立中国人民银行时，太行区冀南银行钞票与晋察冀边区货币比值为1∶10，与晋绥币的比值为1∶20。

　　反思“大跃进”

　　从现存和公布的资料中可以看出，新中国成立后，不论在西南局制定调整工商业政策，还是在任财政部长时解决预算平衡问题，或是在“大跃进”中对“左”倾冒险进行反思，以及在上世纪60年代初的国民经济调整中对包产到户的支持，都能看出邓小平独特的用市场观点和方法来认识处理经济问题的风格。

　　被任命为政务院常务副总理的邓小平是在1952年7月进京的，1953年就是中国进入大规模经济建设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中央财政还是在转轨中出现了危机。这年3月底，全年的总预备费就花光了，出现了21万亿元的赤字。

　　9月开始兼任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一副主任和财政部长的邓小平在1954年1月作了《财经工作的六条方针》，这是我国最早对高度集中统一计划经济体制进行冲击的改革举措。其主要内容有三条：预算归口管理、支出包干使用以及自留预备费结余不上缴。结余不上缴这条因为与传统计划经济观念完全不合，一度遭到一些同志及苏联专家的反对，但邓小平还是坚持不改，“没有这一条，大家不可能有积极性，就不可能有归口和包干”。

　　在1958年“大跃进”之前的这两三年时期，因为苏联高度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模式的弊端已经呈现，这一代高层领导都在尝试着走“新经济政策”。

　　但1958年“大炼钢铁”打断了国民经济计划。为扭转“大跃进”带来的国营工业的管理混乱、生产无序和效益低下问题，1961年邓小平主持制定了《工业七十条》，试图通过责任制和按劳分配原则来着手企业整顿。这里面所隐含的市场倾向在几年后一度被“四人帮”给读出来，并进行挞伐。

　　这段时期的农业包产到户试验也中途受挫。就在安徽省委书记曾希圣因主张包产到户改革而在1962年初的“七千人大会”上受批判时，邓小平却还在力挺“包产到户”。他在1962年7月把刘伯承在军事上经常讲的“黄猫黑猫”理论借鉴到农业生产上，说“在生产关系上不能完全采取一种固定不变的形式，看用哪种形式能够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就采取哪种形式”，他还说，“不合法的使它合法起来”。

　　几年后，在江西，当即将结束3年零5个月庶民生活的邓小平被获准外出参观，在观看电影《红灯记》时，他借那个扮演李玉和的演员改掉“钱”姓的事情，发挥说，“没钱能干什么，国家穷、人穷，不就是没有钱嘛！”

　　有学者认为，纳入计划经济体制框架内运作的“大跃进”的失败似乎暗含了计划经济体制不灵的结论。或许，邓小平等领导人和整个社会已经从中获得重要启示：计划经济作为一种经济体制或制度安排，不仅没有避免资本主义社会由于生产无政府状态所带来的经济比例失调和生产力的破坏，相反，它的弹性之大，甚至可以包容“大跃进”这样一个完全违背常识和规律的、凭主观意志决定的空想计划并得以畅行，却没有制度自身的校正机制，这说明这种制度安排是有致命缺陷的。

　　复出后的邓小平几乎不提计划经济这个词汇，他在1975年全面整顿期间，将所有时间都花费在国民经济的具体部署工作上，没有关于商品、市场的任何论述。他似乎还在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