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1999：安全的减速

　　1998年，中国9年来首次未能完全实现年初提出的经济增长目标。

　　新一届中央政府为这一年提出经济增长目标：确保8%。在中国的经济史上，这很可能是中央政府首次在经济增长目标上使用“确保“这个词。“保八”成为了这一年中国经济生活的主线。但当年的统计结果，是增长7.8%。

　　“1998年中国遭受了严重的水灾，加上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朱镕基总理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分析了“保八”差之毫厘的原因。

　　当亚洲金融危机在发生一周年后，已经被称作“二战以来亚洲最严重的经济危机”，并且仍然没有人敢断言它已经结束。

　　这一年的长江水灾被则定级为“百年不遇”，导致这场灾害的暴雨却仅仅是10年一遇。“严防死守”和“豆腐渣工程”成为了当年的另两个关键词。后者导致九江大堤的失守，最后抢险官兵以沉船10余艘、耗资数亿元的代价，开创了人类历史上首次在洪水未退的情况下，成功堵住大江大河决口的先例。

　　但这场以巨大物质代价换取的战役性胜利，却进一步引起了对人类与大自然之间关系的再思考：为了生产人类自身生存、发展乃至享乐所需要的物质财富，人类不断以付出自然资源和环境的代价，同时引发大自然更强大的报复；而物质财富的增加，又使得人类拥有更大的能力向大自然进行新一轮的索取和“镇压”……

　　“不要过分陶醉于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会对我们进行报复。”温家宝在当年一次会议上引用的这句恩格斯的警言，尽管远不如他担任总理后多次在发言中引用的那些古诗句家喻户晓，但对于今天的中国人乃至全人类来说，或许具有更发人深省的意义。

　　来自大自然和国际市场的天灾人祸，只能解释中国经济航船何以在1998年未能达到预定航速，却无法解释这一预定航速本身为何被设定在了这样一个历史的低位——事实上，即便中国实现了8%的增速，却仍然远低于1992年以来的任何一年。经济减速的根本原因，是中国由短缺经济进入过剩经济的这一根本变局。

　　从来没有经历过过剩经济的中国经济学家和官员们，显然没有足够的心理和知识准备。除了谷贱伤农，古人的智慧也无法为今天提供任何的借鉴；经典的马克思主义学说则告诉我们，西方国家的“生产过剩”并非总量过剩，而是由于分配问题……

　　或许正是囿于这种困惑和经验的不足，中央政府在这一年提出了“保八”这个现在看来有些机械的口号。当时主流经济学家的解释是：从改革开放以来近20年的经验来看，一旦经济增速低于8%，一些社会矛盾就会显露和激化，如失业加剧、企业利润下滑等……

　　当时多数经济学家们或许尚未充分意识到这一变局的另一重效应：由于物质财富和生产能力在总量上的充足，饥荒、匮乏等几千年来无数次危及国家安全与社会稳定的“硬伤”从此痊愈，而一直被全球宏观经济学家们看作头号大敌，并始终徘徊在中国经济上空的通胀幽灵也从此销声匿迹，取而代之的，是中国创纪录地连续两年出现物价负增长。

　　事实上，无论是未能完成“保八”的1998年，还是经济增速进一步创下新低的1999年(7.1%)，从现在的标尺看来，均属于社会矛盾较为缓和的时期。

　　但经济增速的不断下滑，仍然被各级政府看作是最大的“心病”之一。1998年出台的大学扩招、1999年开始的“黄金周”以及政府以“有形之手”助推的“519”股市行情，具有共同的指向——刺激以服务业为主的第三产业。

　　当时或许并没有多少人意识到，服务业是与自然界和国际市场最不具矛盾性的产业。但至少大多数学者都已认识到，在第二产业而不可避免地减速之后，服务业是中国经济的最佳替代引擎。

但地方政府的热情却在这方面和中央政府与学者们形成了巨大的反差。数年后当中国第一次经济普查的数据显示，中国服务业被严重“漏报”时。有学者指出，地方政府对服务业缺乏热情，最主要原因居然是服务业不容易被统计入GDP数据。而在此时，工业投资过热的病症已经开始爆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