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公安部刑事侦查局副局长余新民在新闻发布会上指出，我国公安机关提出的“命案必破”目标不会造成刑讯逼供。

　　公安机关把“命案必破”作为刑侦目标，当然是出于对人民生命安全的极端负责任，可嘉，可敬，可佩。从愿望上来说，公安部门希望这样，党委政府希望这样，人民群众希望这样，这实可谓是13亿国民的共同心愿。

　　“命案必破”，作为目标口号提出来未尝不可，但万万不宜把它作为考核公安机关尤其是公安刑警的硬性指标。其道理很浅显，治安案件原本就是复杂的，尤其是对于刑事命案来说，就更具特殊性、多样性，甚至存在一定的“不可知性”，侦破之困难、艰巨乃至短期内无果，都是可想而知的。因此，不加区别地一律强求“命案必破”，是不够实事求是的，也是不符合“科学发展观”。尽管目前我国公安机关刑侦科技和刑侦手段已经相当先进，刑侦力量相当强化，但要实现命案百分之百侦破，仍然还是难以保证的。现在世界上还没有一个国家或地区，包括所有发达国家和超级大国，敢夸“命案百分之百侦破”的海口。美国“9.11”案夺去数以千计的生命，6年过去了，仍然糊里糊涂地摆着，侦破时日依然不得而知。去年我国发生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死等8类命案破案率达91.4%，全国25个省(区、市)破案率超过90%。即便数字没有受当前某些地方存在的“统计数据作假失真风气”影响，一滴水不掺，也并没有达到“命案必破”。

　　如果把“命案必破”作为硬指标来考核公安机关的政绩，考核刑警的业绩，那就使“刑讯逼供”存在了隐患和可能，甚至难免。既然“命案必破”被确定为硬指标了，怎么办呢，破也得破，破不了也得破，无计可施时，就会动“刑讯逼供”的邪念，以求完成破案任务。更何况，在中国“刑讯逼供”、“屈打成招”的办案恶习，源远流长，甚至被当今的少数公安败类“发扬光大”。因此，对于公安部“‘命案必破’不会造成刑讯逼供”的承诺，我们有理由怀疑。余副局长的理由是，“目前针对犯罪侦破工作的难点，公安机关采取几项措施杜绝刑讯逼供”，如推进现代科技手段和信息网络技术的实战应用，把打击犯罪的触角伸向互联网等新领域，建立起从人到案的新的侦查方式，等等。即使这些技术、手段和方式都达到了“世界之最”水平，也难免个案破不了的可能。刑侦的技术、手段和方式先进与否，跟发生“刑讯逼供”并没有必然联系。因为关键在于“人”，在于刑警的法制观念和道德素质。一个法制观念强、道德素质高的刑警，他一定会严肃执法、恪守道德。

　　去年底，公安部纪委书记、督察长祝春林接受记者专访时曾强调：“我们的目标是零刑讯逼供！”(据1月4日《南方周末》)这个目标，充分体现着现代文明、法治精神和国民恒久祈望，受到普遍拥护。我以为，为了避免“命案必破”的负面影响，应当把“命案必破”和“零刑讯逼供”相提并论，并把“零刑讯逼供”作为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