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据调查，91.7%的人认为有必要进行户籍改革。但目前户口承担了福利制度等众多的功能，一些地区在实施户籍制度改革一段时间后都紧急叫停，就因为相关配套措施不到位。而有些人在拿到城市户口后，城市的福利没拿到，农村的待遇却丢了，陷入尴尬处境中。

　　2006年9月20日上午，在2006兰州房地产交易会上，兰州市民手持户口本争抢经济适用房指标。中国日报图片供图

　　中国青年报2月26日报道“说白了，很多户籍改革就是户籍部门给了你一张进城的门票，但是如其他部门不买你的账，城里的什么福利你还是没份儿。更要命的是，不光城里的没你的份儿，什么退耕还林补贴、什么农村合作医疗，也跟你没啥关系了。”

　　不久前，《半月谈》的一篇报道，再度引起又一波人们对户籍改革的关注和讨论。这篇报道称，由国务院14个部门组成的6个调研组，2006年分赴全国12个省市就户籍改革工作进行了综合调研后认为，当前进一步深化户籍改革，已经具备了许多有利条件，时机基本成熟。

　　曾在一段时期起到过重要历史作用的户籍管理制度，随着改革的逐步深入和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其原有的弊端开始显现。附加在户籍上的社保医疗、教育、就业、交通事故赔偿“同命不同价”等种种不合理规定，使得户籍改革的呼声日涨。

　　日前，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与新浪网新闻中心联合开展的一项有11168人参加的调查显示，91.7%的人认为有必要进行户籍改革。

　　事实上，在郑州、东莞、江苏等十多个省市，户籍改革已进行了近十年，但目前为止很多地方只是解决了建立统一户口登记制度的技术难题。而本次调查显示，对普通人而言，户口的最大作用是“方便孩子上学”(57.5%)，列第一位，其次是“能提供医疗、社保等方面的切实保障”(35.9%)。

　　正因如此，本次调查中，40.7%的人认为现在户口仍很重要，甚至有23.0%的人认为，如果在“好工作”和“解决户口”之间非要选一个的话，自己宁愿选择“解决户口”。

　　这个结果显示，在很多地方尤其是在经济发达的大城市，附加在户口上的诸多福利待遇，在城乡差异、区域差异依然巨大的今天，是一个很大的诱惑。中国社科院教授党国英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就举了一个例子：拥有北京市户口的市民，如果年收入低于2500元，就将被纳入低保范围。而在中国农村，年收入低于2500元的农民估计差不多有两亿。如果允许的话，他们肯定愿意要北京户口——低保可以领，医疗补贴可以领，养老金可以领，没有房住，政府建廉租房。

　　但是在目前的情况下，“如果允许”仅仅是一种假设。很多地方的户籍改革，也因为相关配套没有跟上，无力承担附加在户口上的诸多福利而紧急叫停。

　　广东省2001年10月出台政策，提出建立城乡统一的户口登记制度，受到社会各界的好评，但不到半年即宣布暂缓执行户籍制度改革的有关内容。郑州市在2003年宣布入户政策完全放开、允许外地人员以“投亲靠友”等方式办理户口时，也是好评如潮，但在2004年后却同样以“暂缓人口激增带来的城市压力”为由，踩了一脚“急刹车”。

　　调查中，有人留言说：“说白了，现在的很多户籍改革就是公安局给了你一张进城的门票，但是其他部门不买你的账，城里的什么你都没份儿。更要命的是，不光城里的没你的份儿，什么退耕还林补贴、什么农村合作医疗，也跟你没啥关系了。”

　　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不久前就在调研中发现，许多进城务工人员虽然长期在城市居住却无法享受市民待遇，他们的子女虽然从小在北京长大，却一点也没有本地意识，说起话来仍一口一个“我们农村人”。

　　一些人在拿到被剥离了相关福利待遇的“门票”后，无奈地戏称自己是“名誉市民”。尽管如此，北京理工大学教授胡星斗依然肯定其积极意义：“可以使其权益意识提高，去要求获得跟城里人同等的待遇。”

　　调查中有人认为，户籍改革其实不是户口问题。相关部门更应该做的是，解决城乡差异、城乡不平等的问题。

　　这显然需要投入。记者不久前在贵州省一些县市采访时发现，近几年来，部分中小学人数激增，原来五六十人的班级，一下子被塞进100多人。不少官员和市民向记者抱怨，户籍改革后，大量农民进城，对城市管理冲击很大。

　　对此，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王太元的分析是，每个城市的市政部门大概可以分成挣钱部门和用钱部门。现在的情况是，因为农民工进城挣钱的部门，比如银行、商业部门、劳动部门等，都默不作声；而教育、房管、公安等用钱单位，就会说农民工进城压力太大。“其实国家和政府应该把挣钱单位和用钱单位统筹算个账，让挣钱的交给用钱的，就不存在冲击了。”

　　而北京大学法学院的一位教授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则指出了一个为众人所忽视的现象：制定改革措施的人一律是城里人，论述改革的人也多数是城里人。“乡下人似乎不是被排除在外，而是被理所当然地不包括在内。这就好像城里的大户人家关起门来讨论怎样安排乡下来的穷亲戚一样。可问题是，乡下人是否应该有他们的声音？有他们的代表？因此我主张这类问题的决策权不在政府而在人大，全国人大应该制定原则性的规定。只有这样，乡下人进城享受到的待遇才不是城里人的仁慈所赐，而是一种权利，一种公民的基本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