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月26日举行的新年第一次政府工作会议上，上海市委代理书记、市长韩正谈到，最近上海市委在征求意见时，比较普遍的一条是反映领导干部下基层调研过于流于形式。并指出，调研没开始结果就出来了。(见新华社2007年2月26日电)不言而喻，韩正批评的是“调研秀”。

　　顺着韩正的思路，笔者猜测官员“调研没开始结果就出来”的“结果”：或套话连篇，没有什么大毛病，但治不了病的官样文章；或是面面俱到，无棱两可的应付式材料；或只讲成绩不揭问题的经验堆叠；或是张冠李戴捉刀代笔等等。

　　一旦这样的所谓“调研成果”摆在上级领导面前并成为领导决策依据时会发生什么后果？用坊间俗语形容叫“瞎胡闹”。许多事实证明，调研的“瞎胡闹”害死人。而今，人们看到，一些地方土地屡屡被占用，一些地方矿难事故屡屡发生，一些社保金屡屡被挤占，一些地方官商勾结猖獗等问题，既与当地官员执法不严腰杆不硬有关，也与上级领导调研工作不到位不扎实发现不了问题乃至搞“调研秀”有关。

　　“调研秀”着发点是“秀”，而不是求实。因此，总爱作表面文章，不愿盘根究底切入问题，找准问题的实质。在这类“调研秀”中，人们同时会看到这样的怪象：车水马龙的“调研队伍”，迎来送往的调研场面，敬酒干杯的“调研气氛”。“调研秀”又因为是打着“调研”旗号，因此，给当地公众带来负面影响是可想而知的。

　　对这类表面文章的“调研秀”，本来并不难识别，为何一些官员乐此不疲？一个症结是，懒得动脑、懒得动口、懒得动身，一切照本本办事或看上级领导脸色办事的“懒政思维”。这种“懒政思维”就是要求调研结论只要符合上级领导口味，而不顾是否符合实际。因此，“懒政思维”催生了“调研秀”，分析“调研秀”不能不剖析“懒政思维”。

　　调研需下真功夫，而毛泽东、陈云等老一辈就是调研的榜样。被誉为“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开创者和奠基者之一”的陈云称得上是一位“调研大师”，不但在长期的调研实践中得出“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交换、比较、反复”的十五字真言，而且通过一系列过硬的调研，准确地把握国情社情民情，为国家制订一系列经济方面正确的方针政策。

　　比如，新中国建立不久，承担主导制订第一个五年计划重任的陈云于1952年10月专门请他在上海青浦的老战友陆铨帮忙，在青浦找两位敢讲真话的农民来北京。而陈云在与两位农民交谈中，发现“农民负担过重，造成生活困难”的问题。后来，陈云写出青浦县小蒸镇的报告，送给毛泽东。毛泽东于1952年10月15日致函中共华东局，充分肯定了陈云的报告并郑重要求华东局“在征粮中必须不超过中央规定比率，大大减轻民负”。而3年之后的1955年，陈云出任副总理后第一次故乡行，又专门找着那两位农民听取了他们关于农村干部收购过头粮的问题。后来在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家乡之行，陈云通过同样的办法深入民房、深入猪场和田头进行剖析，听到了来自中国最底层农民的真实声音，而这些声音事后伴随陈云的系列调研报告上送党中央毛泽东处，成为指导全国经济工作调整经济政策的重要依据。(见《陈云之路》2005年6月第一版168-169页)

　　调研出成果关键是与基层干部群众交朋友。人们知道，朋友间无话不谈，不会为谁而忌讳，因此容易听到真话，包括批评性意见。陈云首次找家乡两个农民交谈，是通过两位农民所熟悉的顶头上司陆铨出面介绍的，因而有了个信任感；加上陈云调研之后反映的情况引起上层重视，使问题得到了解决，说明前来调研的陈云是认真听取群众意见的，因而又增添了信任感。这就说明，官员能通过调研真正发现问题，重要的是想民所想，急民所急，忧民所忧，帮民所需。假若一个对群众毫无感情的人，一个成天替自己个人着想的官员，要想从群众中听到真心话恐怕是不那么容易的。因此，官员时刻把人民群众的冷暖记在心头，真心实意与群众交朋友不仅是做好本职工作的一个前提，也是保持清醒头脑提高执政能力的一个重要原则。

　　韩正质疑“调研没开始结论就出来”令人们对某些基层官员的“懒政思维”陡添几分警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