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环境监测总站前不久编制完成的《全国生态环境状况评价报告》中，浙江这个人均生产总值接近4000美元的经济强省，以87.1分的成绩名列榜首。

　　对此，浙江省环保局局长戴备军解释，浙江省用占全国1.06%的土地，承载占全国3.75%的人口，产出了占全国7.34%的GDP，而生态环境状况名列全国第一，与浙江这两年加大环保执法监管力度是密不可分的。

　　2005年，浙江省环境处罚案件达8178件、处罚款达1.62亿元、个案处罚额达1.98万元，分别比2004年增长10.3%、92.9%、75.2%；2006年又创新高，环境处罚案件达10119件、罚没款达2.85亿元、个案处罚额度达2.81万元，分别比2005年增长23.7%、75.9%、41.9%。“在人员编制、执法装备没有大的增加和改善的情况下，连续两年全省环保系统罚没款大幅增长，基本改变了环保‘守法成本高、违法成本低’的局面。”戴备军说。

　　反思自身执法

　　环保系统一直有着“环保法律法规刚性不足，违法成本低、守法成本高、执法成本更高”的说法，有人常将执法不力的情况，简单地归咎于环保法律法规刚性不足。

　　针对这种现象，2004年底，浙江省环保局组织专题调研并对法律法规进行梳理，发现环保法律法规虽有诸多不完善的地方，但环境执法中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以权代法等现象普遍存在。环境法赋予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环境执法的能力，但实际上许多地方没有有效地依法履行这些执法职能。

　　戴备军认为，“环境法中单是对环境损害要赔偿这一条，如果执行起来就不得了。从目前情况看，环保执法还没有用足用好现有法律法规赋予我们的权力。要解决执法力度不够的问题，当务之急不是改善外部条件，而是要解决好执法指导思想问题，解决好为谁执法的问题。”

　　执法观念的转变，成为加大环保执法力度的关键。在2005年的全省环境执法会议上，省环保局明确要求全省各级环保部门从自身找原因，切实转变思想观念，用足用好现有的法律法规，切实提高执法力度，维护人民群众的环境权益。当年，罚没款就比上一年翻了一番。

　　与此同时，针对环保法律法规在执法刚性不足、可操作性不强等问题，浙江省在制定环保地方规章上下功夫。2006年，浙江省人民政府颁布了《浙江省环境污染监督管理办法》，明确赋予环保部门必要的行政强制措施权，对造成严重环境污染的，可以对有关设施、物品采取暂扣或封存措施。

　　剑指污染大户

　　湖州市长兴县，国内新兴的蓄电池生产重镇。两年前，这里铅尘飞扬、烟气迷蒙，170多家企业每年排放16吨铅污染物。浙江省环保局将长兴列为“省级环保重点监管区”，三令五申：整治不好，新建项目一律不批。

　　重压之下，长兴县打出治污“组合拳”。整治后，长兴铅酸蓄电池企业数量减少到50家，分布范围从13个乡镇减到8个乡镇。据检测，铅及其化合物、硫酸雾、含铅固体废物的排放量，比整治前分别下降了94.1%、80.5%和24%。

　　类似的例子还有不少。浙江省委省政府成立了由省政府主要领导为组长、20多个厅局组成的全省环境污染整治领导工作小组。各级环保部门将执法利剑挥向重点区域、重点行业、重点企业的污染大户，确定了11个环境问题突出的区域为省级环保重点监管区，通过挂牌检查、限期整治等措施实施重点监管。对于化工、医药、造革、印染、味精、水泥、冶炼、造纸、固废拆解等9个重点行业和710项重点工业污染项目全面开展污染整治。一批能源消耗高、严重污染环境、群众反映强烈的违法企业受到严肃查处，有关责任人被给予处分，甚至被依法判刑。

　　考核不走过场

　　目前，地方环保部门实行的是双重领导、以地方为主的管理体制，环保局长的“乌纱帽”攥在地方领导手中，一些地方领导用“挪位置”、“摘帽子”等手段，干扰环境执法。

　　浙江省环保局负责人认识到，环保法律法规能否得以贯彻，环境执法力度能否加大，关键在于各级环保部门领导班子的建设。因此，浙江省环保局一改过去对地方政府推荐人选只是盖章同意的做法，派出考察小组认真考察，对不适合的坚决说“不”，保证了基层环保领导班子较高的政治业务水平。

　　对基层环保局“一把手”，省环保部门也严格考核，不走过场，对业绩平平者予以通报，直至建议地方政府免职。省环保部门还要求基层环保局“一把手”进行述职述廉，然后进行民主测评，把测评结果通报所在地党委和组织部门。

　　浙江省还着力加强执法能力建设。省环保局补助资金3750万元，为每个县(市、区)配置了环境执法车，为10个设区市各配置了1辆高科技环境应急监测车。全省共设立环保乡镇派出机构101个。

　　浙江环保执法，正在挺起“脊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