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上学的退学了。该上班的辞职了。该去打工的去旅行了

　　●在我们身边，当极大多数青年奋发进取的时候，也有一些城市青年变得不那么“按步就班”

　　●他们虽然也有梦想，也有追求，但他们却是在躲避

　　他们为什么要躲避？

　　肖丹：靠朋友接济3个月游历5省

　　1月9日晚上，刚从昆明回到长沙的肖丹，在河西高校区一家餐厅和几个大学同学简单聚餐。有些疲惫的她与记者刚一见面就说：“爸妈催着我回去过年啊。”

　　2005年6月，22岁的肖丹大学毕业前夕被长沙一家动漫产业公司录用，2006年3月，肖丹向公司递上一份辞职信，然后拿着末月的工资回到衡阳祁东县，在家中度过了两个多月的赋闲时光。

　　“怎么想到要辞职？”记者问肖丹。

　　“觉得做得没有多大意思了，做动漫找不到感觉。”肖丹撅了撅嘴。

　　2006年6月的一天，认为自己“休息好了”的肖丹对父母提出要去深圳找工作。

　　“去年6月27日我从祁东坐汽车出发，第二天到站时给爸爸发了一条短信：爸爸，其实我已经到云南省的芒市了……我准备从这里开始旅行去西藏。”

　　“当时我和她爸爸都很生气。”2月3日，提起女儿那次先斩后奏的事情，肖丹的妈妈罗女士在电话中仍忍不住向记者“抱怨”：“不过她人已经跑了，我们也追不回来。我安慰她爸爸说，让她一个人出去见识见识也好，尝一尝酸甜苦辣。”罗女士告诉记者，肖丹从小就是一个很听话的孩子，放学回来家里没人她就自己热剩饭剩菜吃。

　　另外让家人担心的是，她妈在她临行前塞包里的1000元钱不够长途旅行的花费。肖丹坦言：“出发时身上确实钱不多，我之前想的是，这段时间可以一边旅行一边打工，喜欢上了一个地方就先呆下来，找一份工作，挣足了钱再上路。”

　　“听起来很浪漫，你真的靠打短工走完全程了？”记者问。

　　肖丹不好意思地笑：“没有啦，后来才发现开销太大，自己也有点松懈，就叫朋友帮我汇钱到我的银行卡上。”她仔细算了一下，说：“我这趟旅行，加起来陆陆续续借了差不多8000元。”

　　游完芒市的旅游景区，肖丹来到位于德宏州西南部的陇川县。“陇川西面和缅甸接壤，边境上有很频繁的生意往来。我认识一个面包店的老板，他常常送货去缅甸那边。后来我就半打听半跟踪，找到了他们送货的那条田间小路，乘人不多的时候就溜了过去……”

　　2006年8月，肖丹来到她“想疯了的”丽江。在一酒吧邂逅了辽宁男孩刘博文，两人与另外几个路线一致的朋友结伴同行。泸沽湖、里格半岛、虎跳峡、香格里拉、德钦飞来寺、梅里雪山，都留下了他们的足迹，当一行人接近西藏的时候，肖丹与刘博文这时爱情已经升温。其后，肖丹又游历了西藏、青海、甘肃、陕西，2006年9月回到云南昆明，10月，她在当地找到一份工作，陪伴大学在读的男友在昆明落了脚。

　　“你是否觉得自己的行为有点另类？”

　　“我不这样想。现在社会竞争已是越来越激烈，我可能是有点想躲。”肖丹说。

　　曾刚：沉迷于当电影导演的幻想

　　对曾刚的采访是通过网络语音聊天进行的，当时他人在北京。1月22日晚，网名“天生电影狂”的他先用法语主动向记者问好，然后表示刚好有时间可以聊。“我正为今年5月份一场关键性的考试做准备，顺利的话10月就可以去巴黎了。”

　　曾刚今年24岁，长沙人。“读中学的时候就很喜欢电影，西片、港片看过不少，同学中也算小有名气的电影发烧友。高三时班主任建议我报考北京广播学院导演系，但我当时没考虑要做这一行。”

　　曾刚后来听从父母的建议，选择了南方某高校当时颇为热门的计算机专业，氛围自由的大学生活让他有更多时间和精力做自己感兴趣的事情。他并不太喜欢自己所学的专业，而随着知识面的拓展与年龄阅历的增加，对电影的热情不但没有消减反而迅速升温。

　　“以前觉得，电影对于我来说是一个传奇，一个遥远的故事。现在我觉得只有通过电影才能寄托自己的一些想法。”

　　大学毕业后，曾刚辞掉刚做一个月的工作，拿着一张中国戏曲学院成教班的通知书一人去了北京。“我想‘曲线救国’，先入这个门，再考虑进一步读研深造。”耳机里曾刚的普通话已经听不出湖南口音。

　　“这一年多下来，你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首先是我迈进了学导演的这个门槛，感觉到离电影梦更近了。对电影从原来新奇、迷恋的状态渐渐转为一种更加理性和平和的认识，对自己、对外界的了解也没有以前那样片面了……最近我常思考的一个问题是，现实生活比电影更真实吗？”

　　接触曾刚前，记者曾试图联系一位在南京的长沙女孩。据闻，她从小学习成绩优异，高考时与清华大学失之交臂，大学毕业后先跑到重庆学了一年电影，然后到北京做过“北漂族”。1月21日，通过她的表妹小霞的转告，她以“不想让别人打扰自己的生活”为由婉拒了记者的采访。“她在南京具体做什么我也不清楚，好像状态不怎么好。”小霞用颇为难的口气告诉记者，“她不知道自己未来怎样？”

　　“现在我在爸爸妈妈眼里都是败家子白眼狼的角色了，我还有心情说故事？再说我什么事都没做过，我能说什么呢？”这是她给小霞的留言。

　　“相对其他职业，电影导演的成功几率比较小，可以说最终成名的凤毛麟角，你有没预想过自己能走多远？”记者问曾刚。

　　“的确，做电影是一条漫漫长路。我首先要做的是成为一名职业导演。至于最终能走多远，这个问题我现在还没想过。”

　　刘超：一辈子弹着贝司去摇滚

　　从17岁开始接触摇滚至今，刘超已从背着吉他拜师学艺的懵懂少年长成了高大健壮的青年小伙，并在长沙一个名为“最终选择”的地下乐队担任贝司手。有朋友这样形容他： “每天出门时身上带两元钱，一元坐公交车去排练，剩下的一元晚上坐公交车回家吃饭。”

　　1月26日晚，记者在长沙某医院宿舍楼门口见到了刘超，身高184公分的他身着休闲装，留着寸头，与某网站上他“朋克”的形象相差甚远。

　　来到刘超家，他母亲何女士正在看电视。刘超走进卧室，在电脑上给记者播放了一段记录他们乐队生活的DV，“这是去年在肆陆酒吧演出完后，和一个德国乐队的朋友在湘江边喝啤酒。”说着，他对着画面向记者介绍起自己乐队的成员来。

　　刘超告诉记者，1999年刚从一所电子工业学校毕业的他，曾在某知名品牌长沙分公司工作过一个月，正当他对这份工作感到枯燥无味时，母亲给他报了湖南师大计算机信息管理专业的自考，“妈妈还是希望我能多读书、多拿个文凭，于是我就去了。然而发现自己对所学并没有多大兴致，也钻不进去，但我很喜欢高校的那种青春气息。”

　　一天，刘超结识了一个湖南师范大学美术系的男生，两人都喜欢玩吉他，通过对方引荐，他认识了长沙摇滚圈内颇有实力的贝司手何某。“初次见面我就表示要拜他为师，他问我为什么想学，我就大大咧咧地说，想寻找一点精神寄托……就这样，我学了6个月后就玩起了第一支乐队。”

　　后来，刘超干脆退了学，将全部精力放在乐队上。2000年开始，他和乐队的伙伴们租房住在了一起，每天一起创作和排练，这样的团队生活一直持续了5年。“房租大家各自平摊，也就都是家里出的钱。”

　　何女士不无忧虑地对记者说：“现在都是独生子女，从小都被看得重，他又不愿意放弃这个‘路’，我和他爸也拗不过他啊。”接着提起让她颇为惋惜的一件事，“几年前，我们医院的职工子弟有名额去参军，当时就去了好多个，我儿子各方面都不比他们差，现在他们回来都是几千块钱一个月呢，可那次他没去报名，好可惜……”

　　“乐队坚持做下来的时间也不短了，经费怎么解决的？”

　　“最开始时根本没人看，现在情况还好了，起码不亏钱。多数时候是免费演出，有时会从演出酒吧的门票里分钱。我印象中分钱最多的一次是在桂林的演出，一人拿到了400元。”

　　“你能保证10年20年后还能这样轻松地去面对吗？”记者问。

　　“我们要活在现在，而不是将来。”刘超打断记者的话，“我每天想做的就是把排练做好，把乐队玩好，至于你说的10年20年之后的事情，我没法给你一个描述，这是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年代，我想我惟一能确定的是我会一辈子弹着贝司去摇滚。”

　　专家：躲是躲不过去的，应该积极面对

　　虽然对肖丹、曾刚和刘超的采访是分开进行的，但当记者问到“你这样做是不是有些想逃避”时，他们几乎都作出了相同的回答：“生活常常使我感到无所适从，我不这样做就无法解脱。”“我觉得音乐可以缓解我的一切压力，每当我弹起贝司，我什么烦恼都不存在了。”仿佛离开了了音乐，刘超就打不起精神。肖丹说得更直接：“自从参加工作后我就没轻松过一天，与其在喧嚣的环境中整天闷闷不乐、郁郁寡欢还不如去像西藏那样的地方好清静一下……说句大俗话，惹不起我总躲得起啊！”

　　像刘超这样的城市青年都是与改革开放同步成长起来的，他们不像他们的父辈那样肩负着沉重的家庭负担，他们来到这个世界时，父母为其日后的优越生活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而当他们在无忧无虑中度过了学习阶段，到了就业、适婚的年龄的时候，遗憾的是，这些都需要通过竞争去获取的东西常常会使得在温箱里长大的他们感到力不从心，他们缺乏必要的参入竞争的技巧，有的甚至还不知道怎样与家人以外的人相处……

　　2月27日，记者就“城市青年的逃避倾向”这一话题电话采访了湖南省社会科学院一位专门研究青少年问题的研究员。“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很多，主要原因是现在高速发展的社会出现了一些新问题，而这些问题是城市青年用原来学到的理论无法解释的。比如在市场经济中，利益经常成为人与人建立关系的基础。还有一个主要原因是，我们的教育一直抽象地教育学生，忽视了把价值观与日常生活紧密结合，因此当这些离开学校的年轻人遇到新问题时，就会把原有的道理忘在一边，他们还无法很好地掌握抽象与具象间的平衡。”他说。

　　“与此同时，城市青年不能正确地缓解压力也是原因之一。青年时期是个体发展的重要时期，个体在这一时期往往面临许多来自内外部的压力，能否适应压力对于今后的发展具有极为重要的价值。总的来看，城市青年的压力主要来自于工作、经济方面等方面。面对压力，如果能够主动寻求社会支持，采取有效措施调节自己就能缓解。当然，选择退缩逃避不是好的办法。”这位专家在电话里“哈哈”一笑，说：“躲是躲不过去的，我们做什么事情都应该去积极面对才是！”

　　(三言二拍)敢于面对

　　想到来写这样一篇报道，是在平时的生活中常常会遇到像肖丹、刘超这样的青年。首先，我并不认为他们就是堕落的一代，他们的逃避倾向只是缺乏必要的参入竞争的心理准备和实力以及技巧。从一定程度来说，他们的选择还与自己个人的兴趣和爱好有关系。但是，不得不承认的是，他们的行为或多或少地具有“躲”的成分。

　　再一个需要说明的是，我无意去否定当下的城市青年。他们身上有许多特质是值得我们这些曾经的城市青年去学习、借鉴的。坦白地说，我就经常从他们的思想中汲取营养，思考怎样使自己的人生更加丰富。所以，当我与他们的接触时，尊重要远远多于指责。毕竟，现在的城市青年即将成为社会的主流，他们是一个孕育社会未来的群体。

　　既然压力是存在的，如何缓解压力应是我们关注的共同话题。城市青年自身可做到的是要不断完善自己和充实自己，适应社会的选择，去赢得更多的机会。但我觉得缓解压力并非就是单个城市青年的事情，更主要的是需要全社会的整体运作。加强社会的支持系统，街道、学校、社区、社会团体、政府都加入支持系统中来，通过系统监控城市青年的就业、婚姻情况，实行有效疏导，实现资源的最大化利用。这对缓解城市青年的压力是最有效果的方法。城市青年的自我充实只是个人行为，惟有全社会行动起来，才能给予城市青年最有力的支持。

　　说一句套话就是“我也是从青年时代走过来的人。”当年，我也有苦闷、彷徨的时候，好在这一切都过去了。同样，现在城市青年所面临的一些问题也必将过去。今天，我们来探讨这些问题，其出发点就是想帮助他们走出尽快走出“躲”的圈子，充分地享受阳光的沐浴，勇敢地接受社会现实的各种挑战。

　　当然，我要感谢肖丹、曾刚和刘超，仅凭他们能够面对我们的采访这一点，我就觉得他们是十分有勇气的青年人。也许，我们这个社会还有许多不太完美的地方，也许，我们还缺乏对当下城市青年思想脉搏的全面把握，好在我们都在认真地面对，而且也敢于面对。一个敢于面对问题的社会就是一个负责任的社会，同样，一个敢于面对自己的人也就是一个勇敢的人！

　　似乎要说的话还很多。我知道，关于“城市青年逃避倾向”不是通过我们这样一篇报道所能够说清楚的。但是，我们抛出了这块“砖”，相信会引来更多的“玉”。我愿意与每一个城市青年和关心他们的人们来探讨这一话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