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住北京珠市口的蔡大妈特别怀念前几年小区门口的早点摊。“一大早儿给孙子买早点，热腾腾的豆浆和油条出小区门就能买到，又实惠又便宜。”

　　和早点摊一起消失的，还有街边那些卖水果的、收废品的、修鞋的、修自行车……“过去到小区门口喊一声，收废报纸的小贩立马上门服务，现在他们都被赶走了，家里的废品就只好扔掉。过去小区路边随处可见的小修理摊，10分钟就能修把伞、修双皮鞋，现在社区环境倒是整洁了，我只好跑大老远到大商场去修，价钱还要贵好几倍。”每次说起这些事，蔡大妈就念叨个没完。

　　相比之下，上海市市民的生活则要方便得多。春节假期刚刚结束，便有媒体刊发报道称，从今年下半年起，上海市将正式实施《城市设摊导则》，市区部分路段经市民同意，可设置部分便民类摊点，对马路摊点不再一律封杀。

　　上周，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联合新浪网新闻中心开展的民调(5799人参与)显示，55.8%的人对上海市这一即将出台的规定表示赞同，投反对票的只占31.9%。

　　和蔡大妈一样，本次调查中43.5%的人表示“经常在街边小摊买东西”，51.2%的人“偶尔买一些”，“从来不买”的人只有5.4%。

　　本报调查显示，96.5%的受访者“亲眼见到过城管部门查抄小摊小贩”。他们当中，70.6%的人明确表示“反对”，因为“小摊贩给市民生活提供了极大便利”，10.5%的人则坚持认为“必须维护市容，赞成查抄”。

　　有专家认为，一方面是城市管理者为了维护市容整洁，在众多小摊贩面前筑起了一道道封堵的堤坝，而提供廉价合法经商点等疏导式的城市管理方式却是一片空白，结果矛盾在一些局部集中，从而催生出了一幕幕城管和小贩进行的“猫鼠大战”。

　　近年来，发生在城管队员与小摊贩之间的一场场暴力惨剧，在全国不少城市蔓延。

　　去年年底，北京城管海淀分队副队长李志强被杀案开庭审理。“我没有文化和技术，来北京找不到工作，只好摆摊卖烤肠，想通过自己的双手谋生。”23岁的被告人崔英杰在法庭上流下了忏悔的泪水。由于不甘心新买的三轮车和炉子被城管查抄，崔用切烤肠的刀刺向了城管干部李志强。

　　记者了解到，2006年以来，仅在北京市，城管队员遭遇的暴力抗法事件就有76起，89人受伤。

　　对此，全国律协宪法与人权专业委员会曾经举行过研讨会。贺卫方、郑也夫、李楯等法学家和社会学家纷纷表示，如果将城市管理简单地诉诸围和堵，将罚款和没收作为唯一的执法手段，在这样的管理理念的支配下，作为社会弱势群体的小摊贩们和城管部门的矛盾很难舒缓。

　　有专家指出，城市小商贩的存在，不仅是这个群体本身的生活需要，也体现了城市低收入群体的生活需求。城市是社会各阶层和各种利益群体的共有生活空间，管理必须考虑到广大居民的生活需要，尤其要顾及低收入人群的生活需要。为了“文明城市”而无视低收入人群的生活需要，以维护市容秩序为目标，用清除代替管理，势必把小商贩们推向城市管理的对立面。

　　清华大学的李楯教授特意举了国外的例子。他说，在发达国家的大城市里，不管城市多么整洁宜人，都是允许商贩和游商存在的。在圣诞节前的一个月里，德国汉堡等一些城市的市政厅前的广场上会搭建许多临时木板房供商贩经营，老百姓就在小摊上喝啤酒吃面包。这种现象在中国很难见到。

　　专家们认为，在中国现有的经济发展条件下，政府部门不得不面对这样的选择：我们要的是“一尘不染”的城市，还是一个既能满足大多数人的生存，又保持相对清洁的空间？

　　面对这样的选择，公众心中其实已经有了答案：调查显示，94.5%的受访者认为，政府不应该“以罚代管”，维护城市市容与提供生活便利并不矛盾。

　　记者注意到，已经有一些地方在这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索。乌鲁木齐市积极开办夜市，浙江省宁海县在背街小巷里开辟“钟点菜场”，重庆市也计划在年内陆续开放部分背街小巷，允许摆摊设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