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到一年“两会”时，又是一次高涨的全民政治热潮，又是一轮祈福的全民政治期待。看着代表、委员们“带着民众的重托”走进会场，很多人或许在思考一个问题：这些人究竟是怎么产生的？答案当然很简单：通过选举。问题是，你能找到被你选举的那位代表的身影吗？这下子，答案也许就不那么简单了。

　　让我生出这番感慨，是由于下面两条来自新华社的新闻：政府官员已占代表总数的50%以上，真正基层代表的名额偏少——全国人大代表邓明义表示，她将向本次会议建议，修改《选举法》，增加条款限制政府官员在全国和地方各级人大代表中的数量。厂长成了“一线工人”，领导干部成了“知识分子”，企业家成为“农民”……这些身份的改变发生在基层推选代表的时候——全国人大代表黄德明表示，他将建议全国人大常委会在出台有关换届选举的文件时，对代表界别的概念有比较准确的表述，不要出现农民代表不能代表农民的情况。

　　毋庸质疑，这两条新闻提出的问题都是最本质的问题，即代表的身份合法性问题：既然大多数人大代表来自政府官员，这些代表如何能够很好地对“一府两院”进行监督？同理，假使基层代表的界别是虚伪的，他们根本不了解其代表的基层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生活状态、思想状态和政治诉求，他们如何能够当好代言人？

　　联想到近些年被媒体总结、曝光的“举手代表”、“酣睡代表”，以及一些或毫无新意或噱头味十足的没有价值的代表议案，我们不得不无奈承认：部分代表并没有“带着民众的重托”，并不明白自己的职责与权利所在。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却是一些非人大代表的普通民众，在公共领域的积极作为。比如，某律师起草了“制止公款吃喝”的立法建议，在媒体上征集人大代表支持，却无一名代表作出回应；深圳市民李红光从群众中收集了12个建议，却只能通过刊登广告寻找代表。

　　一次成功的人大会议，关键在于拥有合格的人大代表，这是一个简单的道理。无论是官员代表比例过高，还是基层代表的身份虚伪，都把问题指向了人大代表的产生方式瑕疵。在现有的产生方式中，官员以及有社会地位的人显然更容易成为人大代表，而那些真正有“代表人民”意愿的人却很难如愿。那么，问题出在哪里？

　　《选举法》第二十九条规定：全国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候选人，按选区或者选举单位提名产生。各政党、各人民团体，可以联合或者单独推荐代表候选人。选民或者代表，十人以上联名，也可以推荐代表候选人。换言之，代表候选人只能来自“提名”，来自“推荐”。这个意义上，我们的人大代表其实都是“被动当代表”，而不是“主动当代表”——当然，“被动当代表”后的“主动运作”可谓路人皆知，但非权非贵的普通民众缺少“主动运作”的资本。

　　《选举法》对毛遂自荐者关闭了成为人大代表机会的大门——在我看来，这正是问题的关键所在。事实上，在一些议会制度更成熟的西方国家，毛遂自荐一直是议员候选人的主要产生方式。推荐、点名、推举之类更多的是给有头面的人机会，而毛遂自荐更多的是给关心政治的普通人机会。让毛遂自荐者参与人大代表的选举角逐，有利于产生更加优秀的人大代表，有利于充实普通民众的政治权利，有利于民生民情得到更加直接而及时的反馈，有利于人大代表闭会履职的“黄细花效应”更大程度地释放。给毛遂自荐者成为人大代表的机会，是公平正义的需要，是政治改革的需要，也是政治和谐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