例如一家由澳大利亚归国科技人员创办、从事一种心脏新药开发的公司，曾经获得过政府1000多万元的风险投资，但如今外商已经以8000万元占了四成股份；另一家由美国海归人员创建的基因生物公司，也曾获得过国内风险投资3000万元，但目前已被日本一家证券公司并购，成为其子公司。

　　目前，上海一些大的医药企业均有外资进门或已守在门外。一家来自海外的创投公司近两年已在我国投了近70个生物医药项目，展开了一场新药“圈地运动”，并在张江专门成立了一家公司，高薪聘请国内外教授，计划用3～5年的时间，把我国现有的4万多种植物的化合物成分统统提取一遍，每个植物提取6～8个成分，同时申请专利保护。这种“先圈地、后开发”的做法，今后很可能将我国宝贵的中医药资源“斩尽杀绝”。

　　华裕达分析说，在上海，像黄寰所在企业一类的高新技术企业共有2万多家，其中许多很有发展潜力，但在发展壮大过程中，不是被外资“吃掉”，就是“生长停滞”或“夭折”，几乎没有一家能成长为国际上有影响的大企业，这一现象值得认真研究。

　　早日设立“产业投资基金”

　　国内许多利用国家风险投资成长起来的高科技小企业，准备做大做强、投入大规模产业化生产时，都面临了“资本金”短缺问题。有关专家指出，由于我国至今还没有成立“产业投资基金”，而银行贷款又只能解决企业“流动资金”问题，因此，实力雄厚的外资便“乘虚而入”，把只差一步就将成熟的高科技成果轻易地“摘走”。在生物制药领域，这一现象特别明显，因为新药绝大部分成本都集中在研发阶段，一旦小企业研发成功，大规模产业化便水到渠成。

　　华裕达认为，现在的问题不是国家缺钱，而是缺少产业投资机制，缺少将各类资金引导到高新技术产业的渠道。由于风险投资只能解决高新技术企业诞生以后的“生存问题”，国家应该早日设立“产业投资基金”，使高新技术企业有足够的资本金发展壮大；此外，国家也可以出台相关政策，引导国有资产通过资本运作的方式，对高新技术企业进行投资。

　　黄寰则指出，我国不少行业落后于西方，而在中医药领域有巨大的潜能和商机，许多外资已看到了中医药产业的发展趋势，正悄然展开一场来势汹涌的中医药商战。而国家发改委、商务部2004年重新修订的《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中，还在将“中药材、中药提取物、中成药加工及生产”作为鼓励外商投资的项目，一些地方还为此给外商许多优惠政策，岂不令人痛惜？

　　他说：“在上世纪60年代，青蒿素的发现曾让国人引以自豪，但因没有重视知识产权的保护，如今在国际市场处处被动。肾参虽然申请了专利，但在产业化过程中依然会重蹈青蒿素的覆辙。现在拯救还来得及，因为中方科研人员在技术上、经营上还占主动，公司正面临再次融资，外方也愿出让一部分股份。但是，一旦确立了投资方，新药证书下来后，一切就由不得我们了。”

　　受访的专家希望，在我国传统的中医药领域，国家应该出台相关保护政策，限制外资股权，不能让其控股，因为股权就是产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