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生部部长高强5日表示，药价高是造成“看病贵”最重要的原因，解决这个问题最关键的措施就是要建立国家基本药物制度，由国家按照安全、有效、必需、廉价的原则，确定一批基本药物。针对“看病贵”问题，全国政协委员肖建章认为，依靠行政降价解决“看病贵”已进入死胡同。他说，卫生部也承认，国家强令的药品降价措施，已经无法达到降低老百姓购买药品费用的作用，降价措施只是让一些低廉而有效的药品从市场上消失，并没有达到让老百姓用上低价药的目的。

　　代表和委员们对建立国家基本药物制度持乐观态度。据了解，这个制度的核心是列出一个国家基本药物目录，对列入目录的药品实行政府组织的定点生产、统一价格、统一配送。2006年8月，国家药监局公布了《第一批定点生产的城市社区、农村基本用药目录》。2007年2月17日，国家药监局披露，我国已确定内地第一批城市社区、农村基本用药定点生产企业和药品品种，10家大型制药企业被指定生产32种城市社区、农村基本用药。

　　肖建章说，基本药物制度既要体现社会义务，又要遵循市场规律。如何让基本药物的生产和销售既能满足生产者有利可图，又能让患者从中受益，是基本药物制度能否顺利实施的关键。卫生部部长高强透露，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经过几个月的研究，有关部门对于新一轮医疗体制改革，在指导思想、基本原则、方向目标和主要任务上已经取得了共识。但是还要研究一些具体的措施，逐一明确制度的主要内容、医疗保险的运作方式、政府要采取的保障措施、服务机构的服务内容、有关部门的监管方式等。

　　对于“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试点”问题，高强透露说，有关的方案已经报到国务院，经过审批后很快就要选择一些城市开始实行。

　　降价药换上新“马甲”

　　据新华社北京电据发展改革委的数据，自1997年至2006年，国家对药品的降价次数已有19次，涉及金额近400亿元，加上今年的2次降价，降价次数达到21次。但人们在市场上很难找到“降价药”的踪影。

　　王晶拿着一叠材料告诉记者：“这些降价药到哪里去了呢？大部分降价药经过改头换面，重新流入了市场。这些换了‘马甲’的所谓新药，只是改个剂型、换个包装、变个规格，或者改变一下给药途径，价格却凭空翻了几倍、十几倍，甚至几十倍。”王晶说。

　　药价为何“一降就死”？为何换个“马甲”就能起死回生？代表委员们认为关键原因有三个。一是流通环节多，流通成本高；二是以药养医的制度沉疴；三是新药审批流于形式。

　　疗效标准是什么？

　　委员建议制定疾病诊疗指南

　　据新华社北京电“有人在比较西方发达国家与我国医疗行为时说，在美国一家医院，一个科室有十个医生会来自十个学校，但在看一个病时只有一张同样的处方；而在中国一家医院，一个科室有十个医生会来自一个学校，但在看一个病时会有十张不同样的处方。人们在痛斥的同时是否想过，为什么我国的行医行为不规范会如此严重？”身处医疗卫生一线的全国人大代表、浙江台州医院院长陈海啸认为，除了部分医务人员的职业素养和职业道德有待提高外，造成行医行为不规范的原因还有很多。各地生活就医习惯差异大、经济发展水平不一、医务人员知识技术水准良莠不齐，加上医学本身存在的同病异治现象……这些都在客观上导致了行医行为不规范现象的存在，加上近年来各种市场需求的推动，医疗行为监管不力，医院过度讲求经济效益，更进一步加剧了行医不规范行为的产生。如何让老百姓尽量少花钱看好病？陈海啸代表认为，最重要的是率先制定一个作为行医治病标准的疾病诊疗指南。“众多发达国家的经验证明，它是规范一个国家行医行为的前提。”

　　在陈海啸的设想中，指南应涵盖常见病、多发病、疑难疾病，遵照循证医学原则，在临床路径、诊疗计划或操作环节中按初级、中级、高级职称划分各级别人员相应的临床诊断、检查、治疗措施和疗效判断的职责。“早一天编写《中国疾病诊疗指南》，就有可能早一天规范行医行为、明确医疗质量、放心社会百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