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中央财政用于发展教育投入至少达2630亿，社保方面支出2019亿，卫生事业方面安排了129亿。政府工作报告呈送4778亿的民生“大礼包”，再一次彰显了国家政府以民为本，以民生为务的治国方略，无论怎样褒扬似乎都不为过。笔者担忧的是，如此大礼包要落到实处，急待破除梗阻症，才能使中南海决策真正走进千家万户。( 2007-3-6中青报、新京报www.thebeijingnews.com)

　　“更加重视社会发展和改善民生。坚持以人为本，促进社会事业加快发展，积极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维护社会公平正义，让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因为，民生问题不仅关系到人民群众生活质量的优劣，更关系到公民生存和发展的权利，关乎社会的公平与正义。公共产品是否充足，公众福祉是否提高，公民平等权利和利益诉求是否得到有效保障，正是各级人民政府的神圣责任。

　　况且，我国国民经济增长连续四年达到或略高于10%， 2006年国内生产总值20.94万亿元，积累了较富足的财力，为解决民生难题，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本届政府在关注民生方面，一直不遗余力，财政支持力度也日益坚挺。今年，中央财政用于“三农”的资金将达3917亿元，比去年增加520亿元， 9亿农民人均435元。农村义务教育经费安排2235亿元，比去年增加395亿元。中央将安排补助资金101亿元用于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比去年增加58亿元。同时，安排社会保障支出2019亿元，比去年增加247亿元，实在可喜可贺。

　　但是，要将中央财政奉送给全体国民4778亿的民生“大礼包”，落实到人到户，委实还需要不小的努力。现实存在着的中央和地方经济博弈，职能部门和利益集团的自肥，加上职责不清，办事效率低，奢侈浪费；官僚主义、形式主义，以及滥用权力，贪污腐败等，都将严重梗阻中南海惠民政策的落实。严酷的事实已证明，要真正将民生进行到底，既需不断强化中央政府的权威，更需地方各级政府积极跟进和鼎力支持。

　　比如，刘艳琼代表就直言，民工子女入学最大的困惑不是经费来源，而是地方上政府部门认识不统一，执行部门操作较随意，现有政策法规不配套。有代表调查，大城市痛痛快快向民工子女开放的学校迄今不到三分之一，民工子女入学难题将成为农村义务教育费用全免后的新问题。这就需要城市决策和管理者，要有更宽广的胸襟和强烈的责任感。北京现有350所民工子女学校绝大多数系“非法办学”，去年7月海淀区40所民工学校被取缔30余所，波及万名民工子女，引起社会严重关注( 2007-3-6东方早报)。而允许民工子女学校合法生存并大幅降低办学门槛，同样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完成的。再加上刚性的外部监督制度尚且缺席，中央财政教育转移支付资金，很大一块仍不免跑冒滴漏，成为各关节“免费午餐”。

　　再如房价居高不下，经济适用房建设一直滞后，到2006年全国建立经适房和廉租房制度的城市廖廖无几，住房难成为压在百姓头上的一座大山。即使有限的经适房建设成果，亦被权贵阶层瓜分净尽。之所以如此，关键正在于房地产商与地方政府的互利互惠，在于商家与官员的幕后权钱交易。当经适房用地与商业开发存在着巨大利益悬殊之际，以经营城市为务以GDP增长为荣的城市决策者往往更倾向于后者。而屡禁不止的官煤勾结，频频发生的煤难事故；屡叫不停的超标排污，年年完不成的地方减排指标，我们不仅从中看到了地方主义保护的阴影，更在令行不止中读到了地方与中央权力博弈的恣意张狂。

　　而要破解这些难题，却并非一个资金保障所能解决的。最根本的出路仍在于不断的深化改革，尤其是要推进政革，妥善调整中央和地方的权事划分和利益分配，科学考核地方政府的政绩，以充分调动中央和地方两个方面积极性，充分发挥各地的主动性和创造性，真正把民生福祉作为一级政府义不容辞的责任，做到情为民系、利为民谋、权为民用。同时，中央惠民的盘子越大，越是需要加强法纪监督，落实行政首长负责责，实施问责和追究制，以维护中央权威，方能有效遏制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甚至阳奉阴违，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地方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