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北京出现了这样一份“流动人员登记表”，左半部分是“基本情况”，右半部分是“高危人员信息”，不仅要填写中文姓名、绰号/别名、在京暂住地址，而且需要从务工、务农、保姆、投靠亲友、治病生育等内容中选择来京事由，从“散发过小广告、兜售盗版淫秽光盘的人员，流动人口中的聋哑人员，从事封建迷信、非法行医等活动的人员等”内容中选择填写“流动人口高危人员类别”。(3月26日《北京晨报》)

　　在我们的脑海中，说到北京对外来人员的歧视，往往是那些从事脏、累、苦工作的农民工，如满身汗味的建筑工人，和那些收破烂、捡垃圾、乞讨等人员。然而，我们想错了，歧视不仅来自某些市民，同样也来自政府，而且具有“广泛性”。在我看来，来自政府的歧视危害更大，市民的歧视不过是躲着走或曰“农民！”，而来自政府的歧视则可能是制度设计。

　　我们知道最大的歧视莫过于政策歧视制度歧视，而作为政府则应该避免出台歧视性政策歧视性制度。但是，无法否认歧视性政策歧视性制度一直就没有根除，即使是天子脚下被称为首善之区的北京，也不例外，如暂住证制度。虽然近年来暂住证制度有所“松动”，而且来自市民的歧视也有减少的迹象，然而却还有，甚至还很严重，如把流动人员视为高危人员，或把流动人员等同于高危人员管理，就是公开的歧视行为。

　　按理说，是否善待外来人员是一个城市文明进步的标尺，至少在政府的层面上应善待外来人员。那为什么还有负载歧视的“流动人员登记表”呢？也许这是偶然行为，很可能是沿用过去遗留下来的旧表。但是，体现的却是必然行为，或者说叫习惯性歧视，试想政府的工作人员如果没有对外来人员的习惯性歧视心理，或者责任感强一些，这样负载歧视的“流动人员登记表”会出现在流动人员面前吗？

　　我们不能否认，流动人员和城市市民一样，素质是参差不齐的，由于流动人员中有相当一部分是贫困人员，可能不良行为更多一些。但是，有不良行为者毕竟是一部分，怎么能把流动人员都视为高危人员呢？在一张流动人员信息登记表中，竟要填写“绰号”，还要填写违法或不良行为，这是对流动人员的人格侮辱。即使你面对的流动人员有违法或不良行为的嫌疑，在未经法律确认的情况下，你也得给流动人员公民应有的尊严。况且，流动人员是一个相当大的群体，政府怎么能让流动人员填写负载歧视的“流动人员登记表”呢？

　　流动人员=高危人员的背后，掩藏着习惯性歧视。这种习惯性歧视危害极大，特别是来自政府政策制度的习惯性歧视必须予以彻底根除，因为人民政府没有歧视任何一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权利。希望有关部门修改一下“流动人员登记表”，删除表中的歧视内容，更希望有关人员删除心理上的歧视，并追究此次行为责任者的责任。只有当歧视他人，也要付出代价时，歧视才有可能彻底根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