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广州媒体“卧底”曝光麦当劳、肯德基等洋快餐违规用工，受到了舆论的批评和当地劳动部门的调查，但肯德基的广东市场经理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居然如此表态：“兼职工既不属于全日制用工也不属于非全日制用工”，因此“不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的调整范围内”，其工资水平也就根本不受“广东省非全日制工最低工资标准”的制约(3月29日《新快报》)。

　　这简直是一派胡言！这样的回答，既有“白马非马”式的狡辩，也有“指鹿为马”式的专横，其对中国舆论、中国法律以及中国执法机构的轻蔑和不屑，一览无余。洋快餐为何敢于如此骄横呢？

　　多年以来，包括“洋快餐”在内的各类外资企业，不仅在税收方面享受着“超国民待遇”，甚至在政治和法律方面也享受着“超国民待遇”。比如中部某省的一个城市就明确规定：在这里投资的外商可以不受交通法规的制约，出入娱乐场所(赌博嫖娼)不受公安机关检查，每月1至25日为“安静日”，包括司法机关在内的全市任何部门的工作人员，都不得进入外资企业，违者立即开除；南方某市的一位政法委书记，在当地的外资企业出现劳资纠纷时，居然指示法院判决工人败诉；世界著名的德勤会计师事务所，在由顾雏军被捕而引发的“科龙危机”中被发现做假账，但却没有被追究任何责任，而在日本，它因为类似的问题却付出了2亿多美元的沉重代价。

　　需要强调的是，这样的事情并不是个别的案例，任何人只要留心观察一下自己身边的外资企业，都不难发现他们享有某种程度的“治外法权”。在不平等条约已经被废除多年的今天，为什么还会看到这样让人感到匪夷所思的局面呢？

　　在我看来，原因既有心理层面的，也有利益层面的。从心理层面来说，一些官员在面对西方的物质成就和强势文化时，完全丧失了民族自信，把外企当成先进文明的同义词，自惭形秽，在潜意识里认为自己是“不配”管理他们的；从利益层面来说，许多地方官员则把引进外资作为最大的政绩来追求，惟恐伺候不周，哪里还敢对他们依法办事呢？在这样的大气候下，在个别官员身上买办思潮有死灰复燃的迹象，外商也逐渐找回了“洋大人”的感觉，对一些地方官员的态度，也由一开始的贿赂收买，逐渐演变为支配教训，颐指气使。肯德基在这一事件中所表现出来的傲慢，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中国不是战败国，也不是殖民地，我们是一个有完整主权的大国，我们绝不应该继续允许包括“洋快餐”在内的外企享有治外法权式的待遇，这既是一个要不要坚持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的问题，更是一个要不要维护民族尊严的问题。我们不排外，也不歧视外企和外国人，但必须让他们和中国企业享受同样的待遇，承担同样的责任。这是中国市场经济良性发展的需要，是建设法治国家需要，也是衡量中国是不是真正融入了世界主流文明的主要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