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深化体制改革的同时，我们也看到，有些地方或者部门，将体制作为“不作为”的借口。更有甚者，善于将成绩归于自己，将错误归咎于体制

　　年来，人们进行了一系列艰苦卓绝的体制改革，消除了不少体制障碍，进行了一系列的体制整合，使生产要素得以优化配置，市场机制在一定时期和一定范围内充满了生机活力。

　　在深化体制改革的同时，我们也看到，有些地方或者部门，将体制作为不作为的借口。失去了创造性，宁可无功，不可有过，消极等待。更有甚者，善于将成绩归于自己，将错误归咎于体制。

　　体制，成了消极不作为的借口

　　一个内地与港方合资企业，港方提供资金，内地一方提供土地和设备，董事长由港方人员担任，总经理由内地资方担任。企业亏损需要启动破产手续，但董事长故意避开联系，没有董事长签章不能启动，也不能通过召开股东大会罢免董事长，因为掌握资金的大股东是港方。该企业总经理向省外经贸委申请依职权吊销企业经营执照，外经贸委多次以有关文件未齐备为由加以拒绝。事实上，重点不在于文件的缺少，而在于我国法律没有规定外商投资企业的退出机制。外商投资企业因失去与董事长的联系导致企业无法破产或注销，又没有法律规定适用于这种情况的处理办法。

　　这也可说是一个“体制依赖症”的典型问题。外经贸委应该向上级部门进行请示，上级的批复将成为以后的类似情形的处理规则，是一种对体制的柔性改革。或者，省外经贸委也可以提供建议，如建议总经理向香港警署报案，依照香港地区的司法强制程序迫使董事长出现。然而，省外经贸委消极不作为，满足于现行法律的规定，以已设定的程序为借口推诿，对合资企业中的一方造成了极大的损失。

　　从上述第一手材料可以发现，改革20多年，回过头来看，我们在不少领域的权利意识是强化了，在责任意识却淡化了，这恰恰是当前民众对改革不满意的根本所在。

　　必须动态考量“体制问题”

　　人们在思虑社会经济生活制度体系时习惯以静态形式考量，然而，现实经济生活和社会运行是一个相对动态的过程，必然出现许多原先的体系和制度考虑不周的盲点或盲区，使得原有的管理体系和制度难以覆盖。

　　但是，又不得不用业已存在的体系和制度来衡量，因而出现了一些不适应的差距。这个不适应的差距，事实上就是一个体制的漏洞或者真空。更加恰切地说，是一个体制的薄弱环节。由于它跟业已设定的体系制度有关联，但又通常被其所忽略或淡漠。

　　如果说一切问题源于“体制”本身缺陷，无异于“只见树木、不见森林”

　　我们应关注社会上的一些说法，如体制原罪或体制完美等的一些不客观、不理性、甚至是不正确或是错误的说法。“体制原罪”说者大体认为，当前产生所有问题的根由，最后都归结于“体制”，好像说体制“坏了”、“无药可治”，好像是“体制”一日不变，问题就会层出不穷。

　　“体制原罪论”经不起推敲

　　深化体制改革已经是共识，但如果走了体制原罪的极端就是危险了，其危险在于颠覆制度。任何体制从其创造建立以来，都不是尽善尽美的。总是在不断的完善或者改良中。如果说一切问题源于“体制”本身缺陷，无异于“只见树木、不见森林”。

　　“体制原罪”其实是一种经不起推敲的说法。因为，同样是这个体制，在过去的20多年里，我们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改革成果；同样是这个体制，不也有诸如孔繁森、牛玉儒、任长霞等许多人民爱戴的廉正公仆吗？同样是这个体制，不也有诸如丛飞、洪战辉、王顺友、杨业功等，许许多多人人称道的普通英雄吗？诸如此类，不胜枚举。

　　再者说，无论什么体制，只要它曾存在，就必定有它存在的合理性，只是由于时代的发展没有能够与时俱进、同步调整，可能会出现问题甚至是出现大问题。但任何体制都具有“传承性”，而不是统统都要推倒重来。这就像我们想住第五层楼房，但必须是在一二三四层楼的基础上才可能有第五层。如果总是把一二三四层楼房推倒重来，就可能永远也住不了五层。过去，我们曾经把我国传统的经典文化、伦理道德大加否定，导致今天好多人的道德缺失，就是一个发人深省、触目惊心的深刻教训。

　　体制改革的发生发展，是一个不断量变提升的过程

　　体制改革，其实也是人的思想观念、人的自身修养的改革。

　　观念的改革就是人的思想内心的改革，人的世界观、利益观的改革，人性、人品的改革。体制改革，其实也是在调整人们的利益关系，使得贫富差距保持在全社会可以承受的范围之内。在调整过程中，有人只是失去一些利益，但大多数人却得到了他们的必需，社会各方也将得到平稳运行、持续发展。如果有人总是在思想上想不通这个道理，在行动上又不能忍受合理的既得利益损失，那等待他的就是全部利益的损失。道理很简单，因为国家有责任、有义务保证每个社会成员的生存发展，而每个人也都想得到他最起码的需求。人与制度存在互动关系，制度毕竟是由人来制定的。所以，“改革不合理的制度”的关键还是在“人”，在“人”的思想、在“人”的观念、在“人”的基本素养的提高。改革的最终结果，将形成一个“人与制度良性互动、良性循环、盘旋上升”的理想局面。

　　如果一个体制的出发点、落脚点以及评判标准、评判主体都能基本让国人满意，无疑就是一个好的体制。

　　从哲学的角度讲，“体制”也是一个事物，它同样具有发生、发展、壮大、成型、衰老、转化、提升、再循环……的生命特征。就我国而言,体制改革的发生、发展等，应当是一个不断地量变提升的过程。

　　理性面对改革中出现的问题

　　一部分人把问题都归咎于体制，也许是因为对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不满,希望改革一步到位,把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了。当然，大家着急的心情可以理解，但毕竟言者有的不在其位、难全其情、难谋其政，不了解改革的艰难。

　　从历史纵深的眼光来看，改革开放的成果有目共睹，正是我们坚持和不断深化改革开放，中国才有今天。这也提醒我们：我们一定要不断地努力学习，方能应对解决快速发展的社会问题。但我们只能是在改革中学习改革，边改边学、边学边改，而不是学好了再改。这就要求我们理性面对改革中出现的问题，而不是简单的把所有问题都归咎于体制。(作者系中国国情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如果说一切问题源于“体制”本身缺陷，无异于“只见树木、不见森林”

　　我们应关注社会上的一些说法，如体制原罪或体制完美等的一些不客观、不理性、甚至是不正确或是错误的说法。“体制原罪”说者大体认为，当前产生所有问题的根由，最后都归结于“体制”，好像说体制“坏了”、“无药可治”，好像是“体制”一日不变，问题就会层出不穷。

　　“体制原罪论”经不起推敲深化体制改革已经是共识，但如果走了体制原罪的极端就是危险了，其危险在于颠覆制度。任何体制从其创造建立以来，都不是尽善尽美的。总是在不断的完善或者改良中。如果说一切问题源于“体制”本身缺陷，无异于“只见树木、不见森林”。

　　“体制原罪”其实是一种经不起推敲的说法。因为，同样是这个体制，在过去的20多年里，我们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改革成果；同样是这个体制，不也有诸如孔繁森、牛玉儒、任长霞等许多人民爱戴的廉正公仆吗？同样是这个体制，不也有诸如丛飞、洪战辉、王顺友、杨业功等，许许多多人人称道的普通英雄吗？诸如此类，不胜枚举。

　　再者说，无论什么体制，只要它曾存在，就必定有它存在的合理性，只是由于时代的发展没有能够与时俱进、同步调整，可能会出现问题甚至是出现大问题。但任何体制都具有“传承性”，而不是统统都要推倒重来。这就像我们想住第五层楼房，但必须是在一二三四层楼的基础上才可能有第五层。如果总是把一二三四层楼房推倒重来，就可能永远也住不了五层。过去，我们曾经把我国传统的经典文化、伦理道德大加否定，导致今天好多人的道德缺失，就是一个发人深省、触目惊心的深刻教训。

　　体制改革的发生发展，是一个不断量变提升的过程

　　体制改革，其实也是人的思想观念、人的自身修养的改革。

　　观念的改革就是人的思想内心的改革，人的世界观、利益观的改革，人性、人品的改革。体制改革，其实也是在调整人们的利益关系，使得贫富差距保持在全社会可以承受的范围之内。在调整过程中，有人只是失去一些利益，但大多数人却得到了他们的必需，社会各方也将得到平稳运行、持续发展。如果有人总是在思想上想不通这个道理，在行动上又不能忍受合理的既得利益损失，那等待他的就是全部利益的损失。道理很简单，因为国家有责任、有义务保证每个社会成员的生存发展，而每个人也都想得到他最起码的需求。人与制度存在互动关系，制度毕竟是由人来制定的。所以，“改革不合理的制度”的关键还是在“人”，在“人”的思想、在“人”的观念、在“人”的基本素养的提高。改革的最终结果，将形成一个“人与制度良性互动、良性循环、盘旋上升”的理想局面。

　　如果一个体制的出发点、落脚点以及评判标准、评判主体都能基本让国人满意，无疑就是一个好的体制。

　　从哲学的角度讲，“体制”也是一个事物，它同样具有发生、发展、壮大、成型、衰老、转化、提升、再循环……的生命特征。就我国而言,体制改革的发生、发展等，应当是一个不断地量变提升的过程。

　　理性面对改革中出现的问题

　　一部分人把问题都归咎于体制，也许是因为对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不满,希望改革一步到位,把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了。当然，大家着急的心情可以理解，但毕竟言者有的不在其位、难全其情、难谋其政，不了解改革的艰难。

　　从历史纵深的眼光来看，改革开放的成果有目共睹，正是我们坚持和不断深化改革开放，中国才有今天。这也提醒我们：我们一定要不断地努力学习，方能应对解决快速发展的社会问题。但我们只能是在改革中学习改革，边改边学、边学边改，而不是学好了再改。这就要求我们理性面对改革中出现的问题，而不是简单的把所有问题都归咎于体制。(作者系中国国情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