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台湾的情报人员名单中，这些老人的名字恐怕根本不会被提起，他们是历史当中微不足道的小角色，但这特殊的一笔，却改写了他们的整个人生。

　　 2007年3月30日晚上8点，刚成立三个月的香港民间组织“海峡两岸受难者协会”会长姜建国住在台湾朋友家里，却开始做起了辞去会长职务的打算。

　　 来台湾21天，其实这一天他最高兴———下午台湾“军情局”的梁参谋打电话来，说长官们开了紧急会议，研究如何处理姜建国等一批情报人员的补偿问题，让他先不要回香港，等着“军情局”答复。

　　 这天中午，姜才首次和台湾前“立委”冯沪祥见上面，冯担任“海峡两岸交流协会”秘书长，由他出面与“军情局”沟通召开质询会，解释对这批老特工的处理。

　　 1987年，香港商人姜建国作为台湾特务被大陆国安逮捕，在上海提篮桥监狱服刑近15年，出狱后回到香港，失去了工作，失去的名声，贫病交加，妻离子散。今年初，他联合同样遭遇的香港狱友，共同向曾经利用了他们后来又抛弃了他们的台湾“军情局”进行索赔。索赔清单上列明：要求补偿15年服刑期间的工资1000多万元台币，要求补发出狱至今的工资1200多万，要求发放台湾身份证……

　　 他知道，这不是一个简单的索赔，但他曾经为“台湾间谍”这一身份付出的巨大的人生代价，他希望台湾方面至少有个表示。

　　 姜的算盘这么打：如果台湾“军情局”同意补偿他们一批8位香港籍的间谍，这笔钱一半将给为他们提供帮助的“海峡两岸交流协会”作为经费，两成将捐给刚由他牵头成立三个月的“海峡两岸受难者协会”。同时，他还想说服比自己年轻12岁的陈景圣接会长的职，把为相同命运的人讨回应得利益的工作继续下去。

　　 于是，他选择在长久的缄默之后站出来，公开他曾经的间谍身份。

　　 一件让姜建国有些费神的事是，到底给台湾的报纸《联合报》还是给香港的凤凰卫视做独家报道？这两家媒体都提了一样的要求。而姜建国更期盼的是美国《华盛顿邮报》记者的采访，“这个事情现在搞大了。”他兴奋地说。

　　 事情确实搞大了。2001年从上海的提篮桥监狱回到香港的姜建国，已经到台湾“军情局”做过三四次“客”，每次都被敷衍地打发，最后拿着1000~3000元美金回家。

　　 这次不一样，他感受到了除媒体以外的关注，台湾“军情局”的人两次拜访他，梁参谋还对他说：“你来可是大事情啊！”

　　 “这是一个历史悲剧。”中国社科院台湾问题研究专家王建明这样概括姜建国等一批台湾间谍的命运。

　　 他说，1949年以后，国民党退守台湾，两岸之间随即展开了长达半个世纪的间谍暗战。从上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台湾的战略是保台澎金马，伺机反攻大陆，但到了70年代，两岸关系出现很大变化，中国加入联合国，中美关系改善，蒋经国上台之后，在军事政策上也进行了调整，变成了积极防御，独立互守。到蒋经国后期，香港开始成为台湾情报工作最重要的桥头堡。香港作为自由港，历来是国共两党情报站的重要基地，是台湾向大陆渗透的基地，当时大陆渐渐地开放，所以利用一些内地籍的香港人做情报工作，成为台湾编织巨大情报网的重要手段。

　　 姜建国，陈景圣，他们只不过是这个巨大网络当中小小的一环，只是他们并没意识到，作为最外围的情报人员之一，他们是可随时被牺牲的。

　　 “这就是历史的悲剧。一个选择错误了，命运就无法改变。这种历史现在应该结束了，我们能做的，就是还原历史的真相。”王建明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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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没有别的安排，姜建国在大多数的日子里，都要从他在葵涌的公屋到附近的百佳超市，步行三十分钟，捡废纸去卖钱。

　　 过去他从来没想过会到这地步，就是在监狱里的时候都没想过。“如果出狱之前想过会是这样的话，我就不会出来了。”

　　 1988年，因从事间谍活动被捕的姜建国，被判刑十五年。在被关进监狱的第三天，他就企图吞一个铝合金饭勺自杀，“感觉还是早点死的好，这十五年怎么过啊。”

　　 宣誓

　　 姜建国出生于上海，父亲是旧上海的资本家，1949年抛下子女逃到了台湾。姜建国在上海第二医学院毕业后，当了一名普通医生。1981年，他成为父亲的唯一遗产继承人，于是，姜建国马上携妻女来到香港，弃医从商，在“小甜甜”龚如心的公司里做到中层职位，拥有百万家产。1985年5月，他从大陆购买一批蚕丝运往台湾，由于台湾的贸易壁垒政策，姜建国在蚕丝外包装的袋子上，都用“印度尼西亚制造”的假标签装饰起来，为了省钱，里头小袋包装上印的“中国制造”他却没清除干净。这批货没能混过去。台湾当局将他的货品全部扣押没收。

　　 姜建国火速赶往台湾找当地朋友活动。朋友向他引荐了一位沈先生，沈先生答应归还他的货品，但同时提出了一个条件，要他参加国民党。沈先生是台湾“军情局”的一名军官，他的目标是要姜建国为台湾“军情局”服务，否则蚕丝全部没收。

　　 姜建国一口答应了。第二天就在沈先生家里，姜建国宣了誓。

　　 他开始接受“军情局”对他为期七天的特务培训，学会配制药水写密信，学会反跟踪，学会通过电台接收任务。“当时给我的代号是5331。”

　　 只进行了七天的突击训练，姜建国被台湾“军情局”委任为中校处长，领取960美元的秘密月薪，并如愿拿回了蚕丝。

　　 执行任务

　　 姜建国回港后不久，就从“上锋”(上司)那里领到第一个任务，这个任务并不简单，是让他携带大量的反共传单潜入大陆派发。

　　 “宣誓讲得很清楚了，你如果有叛台或者背弃的话，不单是你要受处分，还有你的家属。我出事了没关系，老婆孩子怎么办？”接到指令后，姜建国如坐针毡，他不敢将一切告诉家人，偷偷上路了。一切比想象的顺利，姜建国先到深圳，之后乘火车到广州，没人盘查。他开始拉着行李箱，走走就坐下歇歇，坐的时候就拿张宣传单垫着，看到四周无人马上站起来走，宣传单就不拿了。

　　 第一次行动出乎意料地顺利。此后，1987年，姜建国作为港商返回上海洽谈港口开发，他的这个身份再次被台湾“军情局”利用，在姜建国拿到港口图纸后，台湾方面给了他丰厚的奖赏———4000美元。同年，姜建国又来到大连，这次，他的一切行踪早已进入了大陆安全部门的监控。

　　 被捕

　　 在坐船去大连的路上，发生了一件让姜建国觉得“很奇怪的事”，同去有三个人，但有一张票在另一个房间，他们房间已经有一个男乘客，正在床铺上看书，姜建国跟他商量想跟他换，被拒绝了。后来姜建国想，这个人为什么不肯，“可能是跟踪监视我们。”

　　 在大连期间，姜建国到军港游览，刚一出港即被大陆安全部门捕获，他短暂的仅一年多的间谍生涯就此戛然而止。

　　 姜建国没有立即坦白他的间谍行动，他在猜测，到底是谁出卖了他。可能是香港公司的女秘书？或者“军情局”里就有“无间道”？一切已经想不明白，但心里还存着一线希望，因为香港居民的身份，或许他可以被解送出境。

　　 经过近两年的羁押，1988年，他终于等来法官对他命运的判决：有期徒刑十五年！

　　 暮年

　　 走出他度过了13年零四个月的上海提篮桥监狱，姜建国急匆匆地赶回香港。

　　 在他是个风光的间谍的时候，他铁了心和妻子办了离婚，当年17岁的女儿说：“爸爸，你良心黑掉了，你可以娶年轻漂亮的，妈呢？”姜建国那时认识了现在的妻子，比他小22岁的上海女子刘玲，他先是喜欢上这个友人推荐给他做秘书的女孩，继而发现刘玲父母是上海的“高干”，他可以借机接近更多情报源，于是更加坚定地抛弃发妻和女儿。

　　 这次回来，他抱着一线希望，或许可以再见见她们？

　　 回到香港，姜建国蒙了，他发现，别说家人，连自己的房子，甚至房子附近的街道都不见了。据说他入狱不久，妻子将房产卖掉，带着女儿远走他乡，房子卖了1400多万港元。他站在那里，看着陌生的高楼大厦，整条路都不认识了。

　　 他的想法是，找台湾当局，至少坐牢期间的工资要补给他，拿这一笔钱买个小房子，可以住下来。2003年，他找到台湾“军情局”，台湾方面承认了他的身份，但给了3000美元就将他打发了，没有别的补偿。

　　 在香港，姜建国只能靠政府救济和自己捡废纸来卖维持生计。

　　 姜建国又找到了刘玲，两人结了婚。当年他入狱时，刘玲怀了他的骨肉，儿子现在已经20岁了，在上海做救生员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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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简志钧82岁生日在2006年12月26日，女儿这天没有来给他庆祝，她还在生气，气老爸娶了个42岁的沈阳后妈，后妈带来的小妹妹，比她自己的孩子都要小。

　　 对于这段晚年的婚姻，简的说法是，他需要照顾。这个当年的“台湾间谍”，在狱中度过了14年，他的身体越来越差。

　　 1982年7月1日，因潜入大陆发展情报人员，简志钧在广州被逮捕。那时，他的公开身份是香港九龙区一个神学院的语言教师，教人说英语和粤语，每周上三天课，月薪6500港元。其他时间，他的身份是台湾间谍，经常到毗邻香港的广州活动。

　　 那一次，他记得离开香港那天，天下着雨，鬼使神差地，他跑到弥敦道买金链，店员拣了一条细的，他立刻骂“狗眼看人低”，差点跟人打起来。他挑了条最粗的。太太收到很惊讶，又不是生日又不庆祝，怎么买这个？没想到，这个礼物成了他们的告别。现在回想起来，简志钧说，真不可思议，可能这就是预兆。

　　 直到1996年11月26日，简志钧在服刑14年后才得以释放，回到香港。但是，太太没再等他，嫁了旁人。那天，是女儿到口岸来接他的，92岁高龄的老母还健在，一家人在等他吃这口团圆饭，直等到23点半，才终于动筷。团圆饭过后，他又是一个人了，直到他娶了现在这位来自沈阳的新太太。

　　 女儿脾气不好，心里一直有点疙瘩，当他是卖国贼，这让简志钧很痛苦。向台湾当局索赔，对他来说，意义不仅在于经济补偿，更重要的是：“也希望世界上的人对我们的看法正确一点，人不能一生留个臭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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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景圣的父亲曾是国民党的外交官员，因此他从小就过着优越的生活。

　　 上个世纪六十年代，这个家庭遭受了灭顶之灾，爸爸被红卫兵斗得惨不忍睹。家境的变迁，让陈景圣的心里蒙上了难以磨灭的阴影，挥之不去的怨恨缠绕着他。于是改革开放后，他执意只身离家到香港投奔亲戚。但香港并不是他梦中的天堂，陈景圣只能蜗居在一个上海菜馆里做煮面师傅，低微的身份让他非常失落。

　　 这时，餐馆里一个叫陈希凯的同事主动接近他，于是两人成了朋友。不久，陈希凯就把陈景圣引荐给一个叫小林的特工。陈景圣“感觉很兴奋”，他在比较压抑的生活里，一直是“夹着尾巴做人”。现在有这么一个机会，他觉得很有挑战，很兴奋，“没有半分的迟疑”。

　　 在回上海策反亲友时，陈景圣引起了国安部门的注意力。1981年11月26日晚，陈景圣被逮捕。他的间谍生涯只维持了短短九个月，他坐在监狱里，感觉人生走上了另外一个阶段。

　　 陈景圣被捕后一个月，他的妻子因无法承受丈夫是台湾特务的事实，服毒自杀，而母亲也在两年后痛苦病逝。陈景圣被判刑13年，在上海提篮桥监狱服刑。1993年11月减刑后出狱。出狱时，当年3岁的女儿也长成了15岁的大姑娘。在监狱的时候，为了避免伤害女儿，他要编织美丽的谎言。出狱前，陈景圣的姐姐把真相告诉了女儿，得知爸爸的真实身份后，女儿开始回避他。“都是天意，我影响了她，我的上一代影响了我，也是一代一代传下来，命运都是什么？国共两党长时间斗争的后遗症，对我们两代人的影响，太直接了。”

　　 1994年，陈景圣带着女儿返回香港，但女儿还是一直不理他，感情上的结还是解不开。不幸的是，女儿被诊断出身患白血病。在香港一起生活的几年里，相依为命的两人却形同陌路，女儿脾气很犟，不叫爸爸，甚至跟陈景圣连话都很少讲。只是在临终前大约一个礼拜，突然有一次在医院打电话给陈景圣，叫了一声“爸”，那一声“爸”，陈景圣听得很心酸。

　　 少年丧父，中年丧妻，晚年丧女。女儿去世的时候，陈景圣没有眼泪，有的只是麻木。他的表情总是很平静，甚至有点冰冷。

　　 为了给女儿治病，陈景圣欠了亲友30多万元，2004年8月，陈景圣到台湾军情局表明身份，要求赔偿，军情局承认了他的身份，但表明：“既往不溯”，闭口不谈赔偿事宜。

　　 陈景圣想起小林说过的那句话，蒋“总统”会像爱护自己的眼珠一样爱护这些特工人员，他当时非常感动。但是，现在，他只有被牺牲掉，被欺骗、被抛弃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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