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诞生前后，不少日本友人投身中国的革命事业，为新中国建设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中村良一夫妇就是这样的日本人，中村在中国的8年里为解放军制造武器、机床，中村夫人在解放军医院救治伤员，他们在不同的岗位上为中国革命事业做出了贡献。近日，中村夫妇在千叶县柏市家中接受本网记者采访时说：“中国是我们的第二故乡，我们现在也想回中国。”

　　当选中国劳模

　　1945年6月，19岁的中村作为日立公司员工奉命到沈阳“满洲重工业公司”报到，后被派到辽阳“满洲橡胶化学公司”工作。当时，日本本土经常遭到美军空袭，日立公司准备迁移到中国东北地区。两个多月后日本战败，他住进丹东原日本轻金属公司的一个难民收容所。有一天，几名共产党军队干部来到收容所，表示需要会操作机械的日本技术人员，希望他们能到兵工厂工作。中村毕业于日立公司的一所技工学校，因技术水平出众才被派到沈阳。他二话没说，立即表示答应。中村和3名日本技术人员一起来到了辽宁省一家规模很小的解放军兵工厂，利用日本造的机械设备制造迫击炮、炮弹等武器，还收了几名中国徒弟。

　　不久，他们被调到丹东规模较大的兵工厂。为了免遭国民党空袭，工厂转移到长白山一带。国民党军队被击败后，他们重返丹东，在四道江的一个兵工厂制造迫击炮和炮弹。在丹东的半年时间里，从延安来的日本共产党干部对他们进行政治教育。1949年初，在解放军即将解放全中国的大好形势下，中国开始重视发展重工业。中村去了沈阳第五机械厂制造机床。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中村随工厂的俄罗斯和捷克机械设备转移到齐齐哈尔。齐齐哈尔第二机床厂有一个以劳模马恒昌命名的“马恒昌小组”。中村在沈阳第五机械厂与马恒昌相识，一起将机械设备装上汽车，从沈阳迁移到齐齐哈尔。

　　无论是在丹东，还是在沈阳和齐齐哈尔，中村都受到优待，他的工资比其他人高出三四倍，每顿饭都吃小灶，组织上给他配翻译，安排人给他洗衣。因此，他兢兢业业地工作，多次当选劳动模范。

　　妻子救死扶伤

　　中村在丹东时结识了嘉美光雄一家，经常到嘉美家去玩，有两个女儿的嘉美夫妇也不把他当作外人。他鼓起勇气写信给嘉美光雄，恳求其将二女儿铃子嫁给他。嘉美夫妻同意这桩婚事，但当时18岁的铃子不愿离开父母，后在铃子母亲的劝说下答应了。于是，他一个人远赴辽宁省恒仁县迎娶铃子。

　　“马恒昌小组”的同事担心他不会汉语，路上会遇到麻烦，建议他带上“马恒昌小组”纪念章和劳模奖章，需要时可派上用场。在火车上和旅馆里，中国人对他十分友好，给他提供方便。他顺利地将妻子接到了齐齐哈尔。

　　1935年，中村铃子两岁时跟随父母到中国，父亲是“满洲矿山”的一名技师。

　　16岁时，她和姐姐一起在丹东一家解放军医院当护士，救治伤员。医院每天都来很多伤员，大多是在朝鲜战场上负伤的军人。她俩基本没有休息时间，从早干到晚，晚上睡在病情最重的病人病床旁边。早上起来去伙房打热水，为300多名病人洗脸、擦身子，给伤势严重的患者喂饭。最初因语言不通，病人常对她们发火，一些疼得不行的病人甚至用拐杖打她们。她们在工作过程中学会了不少汉语。

　　返日感到后悔

　　1953年7月，在日本有关团体的安排下，中村夫妇从秦皇岛港乘船回到日本京都舞鹤港。

　　中村夫人两岁时去的中国，对日本没有什么印象，回日本像是到了外国，回国后暂住丈夫父母家，每天吃日本料理，也不合口味。回国后，中村为了养家糊口，到处找工作，但知道他是从中国回来的，没有公司愿意雇他。此时，他对回国感到有点后悔了，觉得当时如果留在中国就好了。在日本共产党员的帮助下，他先在群马一个生产餐具的小工厂工作，当时月薪8000日元，但一个月的房租要交1800日元，生活艰难。此后，中村到三菱公司去应聘，经过考试后被录取，但他没有如实填写履历表，隐瞒了自己在中国的经历。工作一年后，他竞选工会主席，公司担心他当主席后工人会搞罢工，在查明他是中国回国者后将他解雇。后来，他凭日本劳动大臣颁发的一级技工证书，在山田电机公司工作。数年后，他自己开办了一个汽车配件厂，而且生意兴隆。现在，81岁的中村已经让儿子接班，但他坚持每天工作半天时间。

　　中日友好使者

　　长期以来，中村一直致力于推动中日友好事业。曾经参加在华日本人回国后成立的“中国归国者友好会”(后来改称“日中和平友好会”)，中村曾任会长。在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情况下，中村等日本企业家又成立了“日中经济技术协力会”，他担任会长。他被聘为齐齐哈尔市经济技术协力顾问。中日实现邦交正常化后，中村基本上每年都去中国访问。中村夫人回国后经过刻苦学习，通过了公务员考试，在松户市教育委员会任职到退休。尽管没有多少休假，但她也先后去过十几次中国。

　　中村对记者说，日本战败后，他们在中国不仅没有受到歧视，而且像中国人一样受到优待，他们对中国充满了感激之情。他们愿在有生之年继续为中日友好作贡献，报答中国人民的恩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