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合肥４月１１日电（记者 王圣志 朱薇）“十一五”期间，我国将投入１００亿元用于发展职业教育。然而，当前的职业教育学校良莠不齐，有的重招生、轻培养，还有的管理混乱、乱收费，导致了职业教育乱象丛生。

　　 另一方面，在人力资源供给环节，技工特别是高级技工短缺现象十分普遍，这种状况与我国社会经济发展趋势很不协调。

　　 重招生、轻培养，不上课也发文凭

　　 据２００６年被招入安徽中华职业学校就学的陶玉妹介绍，她９月份进校，１０月份就被推荐到昆山市一家企业上班，学校收取了两年的学费，并表示两年后给她颁发职业高中毕业证书。

　　 “在我们学校，像陶玉妹这样的情况大有人在。” 安徽中华职业学校教师张大康说，“学校职业高中班学制为两年或三年，但学生进校后，一般３个月左右就被推荐到外地工作，学校正常收取学费，并收取毕业生就业费，到毕业年限时就给学生颁发毕业证书。”

　　 重庆市石柱土家族自治县第一职业中学原校长刘中惠说，不少职业学校成立了由骨干教师组成的招生班子，一些老师的主要精力已从教学转向招生。有的新建职业学校索性把第一年的投入全部用于招生。

　　 有关调查显示，有的职业学校每招一名学生就要付出两三千元的回扣，有的学校一年花在“买学生”上的钱达百万元之巨。

　　 职业学校在招生大战中耗费的资金，最终将转嫁到学生身上，如通过收取学生各种费用来填补“亏空”。这样反而加重了学生负担。特别是在教育主管部门监管不力的情况下，一些职业学校巧立名目乱收费。

　　 学校费用名目多，学生成了“摇钱树”

　　 安徽中华职业学校毕业生王登说：“２００４年５月，学校推荐我们１０多名同学到深圳一家电子厂工作，到深圳后，学校收了我们每人１２００元钱，说是就业费，也不给发票。这个厂让我们试用一个月，试用期满月工资５００元。由于工资太低，我干了一个月就回来了。”

　　 安徽中华职业学校毕业生郑腾猛告诉记者，２００３年１０月，他和３０多名同学被学校推荐到昆山市一家电子厂工作。学校收取１３００元的就业费，也没有出具任何发票。这个厂试用期满月工资５００元。由于工作环境很差，加之每天工作达１２小时，有的同学工作一两个月就回家了，他坚持干了１年，再也不愿干下去了。

　　 这个学校的毕业生告诉记者，他们大多来自农村，家庭比较困难。学校利用他们寻找工作心切的心理，收取他们１２００元至１８００元不等的就业费，推荐的工作单位大多条件差，工资待遇低，不少学生上岗不久只得离岗，这让他们原本困难的家庭更加困难。

　　 这个学校的林白等教师告诉记者，安徽中华职业学校采取不记账、不开发票的方式，收取毕业班学生就业中介费、进厂费、推荐费、路费、护送费等，这些钱大多被学校有关负责人私分了。

　　 ２００５年１２月，中华职业学校的上级主管部门安徽中华职业教育社，根据教师和学生们的举报，委托安徽陈有志律师事务所调查学校乱收费问题。调查发现，从２００２年至２００４年，中华职业学校校长陶余新指派专人收取毕业班的各项费用，包括就业中介费、进厂费、推荐费、路费、护送费等。

　　 据中介机构和用人单位证实，这些费用名目中只有中介公司收取的费用是客观存在的，每个毕业生收取３００元至３５０元，其他费用名目诸如进厂费、推荐费、护送费均属巧立名目，并没有实际支出。

　　 中华职业教育社一位姓吴的负责人告诉记者：“中华职业学校是我们申报成立的，当初由几名老同志联合办学滚动发展起来的。经过调查，我们下文决定免去校长陶余新的职务，但学校董事会意见不一，所以未能执行。我们是社会团体，没有执法权，没办法处理。”

　　 而中华职业学校校长陶余新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称：“学校只是帮助学生推荐工作，从未收取过上述费用。”

　　 ２００６年初，此案移送到合肥市公安局庐阳分局处理，分局经济侦查大队负责人告诉记者：“我们以涉嫌职务侵占罪对中华职业学校负责人立案侦查，经初步调查，中华职业学校的确收取毕业生就业中介费、进厂费、推荐费、路费、护送费等，每人１２００元至２０００元不等，且均不开发票，也不开收据。这是否构成犯罪，还要查清这些非法收取费用的去向，以及对学校财务进行审计。这项工作需要教育主管部门——合肥市教育局的配合。”

　　 据教师们反映，２００６年６月，他们专门向省教育厅负责人投诉，这名负责人表示６０天内办结，但至今没有处理结果。

　　 治理职业教育之乱要有紧迫感

　　 另据了解，广西桂林最近对中等职业教育进行整治，有１７所中等职业学校包括发生“实习生陪酒事件”的桂林市舞蹈职业学校，由于办学行为不规范等原因被取消招生资格，约占全市所有中等职业学校总数的四分之一。这一数据向我们发出警示：职业教育不规范问题比较严重。

　　 有关专家指出，我国就业形势和经济发展迫切需要对劳动者加强技能培训，特别是调整产业结构需要更多的高级技工。同时，一些经济发达地区不断发出技工短缺的信号。

　　 有关调查显示，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和环渤海湾地区三大沿海制造业基地都面临着普通农民工供过于求，有专业职业技能的农民工严重短缺的供求矛盾。

　　 据上海市有关部门预测，未来３年，上海市年均高级技工的需求约１．８万人，大部分集中在工艺设计、机械加工、电器设备、光机电一体化等产业。

　　 目前，在我国２．７亿城镇从业人员中，包括高级技师、技师、高级技工在内的高技能人才只有１８６０万人。专家们忧心忡忡地说：“未来的中国制造谁来造？”

　　 有关专家认为，发展职业教育，首先要治乱。教育及劳动保障部门应当正确引导职业教育发展，有效监管职业学校办学方式，理性规划职业教育发展布局和资金投入，让一批有资质、有经验、有实力的机构和民间资本兴办职业教育，并配套相应的退出机制。

　　 此外，职业教育还应执行计划招生，通过修改职业教育法，规范职业教育的招生、收费等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