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日最热闹的新闻要数“医院聘民警当副院长防医闹”了。据《东南快报》(4月12日)报道，近日武夷山市医疗卫生系统所属的市立医院、中医医院和乡镇卫生院等14家医院，聘请了武夷山市公安局14位民警担任综治副院长，防止“职业医闹”及处理解决医院的安全保卫工作。行使公权的警察竟公然成为医院的副院长，这个明显违背权力使用常识的怪事立即引起舆论大哗。

　　这哪里是什么“副院长”，分明是医院花钱雇的“家丁”。警察如果有一丁点儿自知之明，都不会认为医院会看中自己有啥“胜任副院长”的个人能力：没有警察的权力资本，医院哪里会花钱请个凌驾于自己头上的副院长来——防止职业医闹及处理解决医院的安全保卫工作，实质就是医院的“家丁”。

　　面对愈演愈烈的医闹问题，医院不想着通过完善医疗事故处理和调解机制，以及在法治框架内化解医闹，而想着让警察入驻威慑、强压医闹，这充分暴露出医院的病急乱投医和霸道，这种威慑只能进一步激化医患矛盾。医院此举显然是荒唐的，更为荒唐的是，警察竟然接受了医院的邀请，受之无愧地以警察身份当起副院长来。

　　多少教训才能祛除警察脑子里的“家丁意识”？回想一下，舆论对警察这种出卖权力身份的“家丁行为”批评过多少回了——有地方警察为富人提供专门保护；有地方警察甘为官员的私人保安；有地方警察甘为富人的送葬队伍护驾，这些都曾遭到过舆论的激烈批判。多少舆论启蒙才能养成警察起码的公权分寸感？这几年，媒体上一直讲着这样的常识：政府是纳税人的税收供养起来的，部门的公共服务和警察的保护应该平等地面向所有人；权力源于公授，所以权力应该有敏感的回避意识，与一切可能导致扭曲公正的私益保持距离。

　　又有多少法律才能养成警察对权力的敬畏？显然，无论是从《公务员法》、《人民警察法》和公安部的各种禁令来看，警察担任医院副院长都是违规甚至违法的。

　　为什么这么多教训、这么多法律都不能祛除警察的“家丁意识”？问题出在警察权力的约束上：虽然说警察手中的权力源于公众赋予，但公众决定不了警察的升迁，公众的评价奈何不了警察，公众更不能通过人大代表对财政预算的约束影响警察的收入——这种约束的缺位事实上形成了许多警察骨子里“权力私有”的潜意识，在这种潜意识下，利益回避敏感和权力分寸感就很容易丢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