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对于公职人员的称谓是用“人民公仆”还是“父母官”的争论，去年两会期间曾喧嚣一时。这肇始于央视名主持人王小丫的一次“两会”采访——她与地方官员交谈时，将“父母官”挂在嘴上。于是有全国人大代表提议，“不要再用‘父母官’这样一个封建色彩严重的称呼了”，“媒体上应该禁用”。而笔者其时所持的立场是，比起这种语态上的改变，更重要的是剔去附着在称谓上的不合理的现实利益——“享受XX级待遇”之类让公职人员获取福利待遇的便利条件。

　　“级别放低范围扩大人数增加，公职人员待遇终身制造成社会不公”(《瞭望新闻周刊》4月23日)的纵深报道，似乎无形中印证了这种判断。元人张养浩在《山坡羊·潼关怀古》中说：“兴，百姓苦；亡，百姓苦”。职务终身制被废除之后留下的尾巴何尝不是如此，职务能上能下，可留、退的待遇却未能相应的做到能上能下。相应的自然是增加国家财政亦即纳税人的负担：留，百姓苦；退，百姓苦。

　　说回“父母官”，以父母作比，也许是源自群众的某种亲官情结，期望当官的关心爱护百姓就像亲娘老子之于儿女(爱民如子)；也许是上位者的严正告诫：领导意志犹如父母之命，儿女们只有顺从的份；但映照在“公职人员待遇终身制”上，也许是暗示“老百姓对官员要尽心奉养，多多孝敬”。

　　然而正如去年在央视的《决策者说》访谈中，表示反感“父母官”这个称呼的兰州市委书记陈宝生的说法：老百姓交了税，纳税人已经把你的劳务购买了，你得给他们提供服务，你凭什么做百姓的父母？你就是用你的劳务来换取纳税人给你提供的收入。循此思路推导，在改革的和平时期，姑且认为这些“享受XX级待遇”者在职时付出的劳动和应得的收入相称，“括号待遇”作为其价值体现还有其正当性，但从职位上下来后，凭什么将这些待遇由“括号”变成无限延伸的“破折号”，让平民百姓像供养自己的父母一样一辈子地养着这些人？

　　时至今日，中国政府运行成本的高企已经十分惊人：据《新京报》报道，从1978年至2003年的25年间，财政收入增长约28倍，同期行政管理费用却增长87倍。以至在今年年初被媒体冠以一个新名词“中国式奢侈”，在海内外广泛传播。也就是说，一个替纳税人管理国家的机构，在提前超额耗费着社会公共资源。“父母官”的“括号待遇”，与有力焉。

　　问题已经出现，当然应该善谋良策。当“人民的公仆”更多地被落实成“父母官”时，没有制度的监督保障，矫情地发出“让‘为人民服务’成为更多当代人的价值认同，各级党政领导干部应该成为楷模”(见新华社4月19日关于张思德诞辰92周年的文章)的苍白呼唤，只是一厢情愿的亲官情结。

　　笔者注意到，报道中一位杜立元律师建议，“用廉政奖励制取代公职人员待遇终身制，保证其退休后生活水平不比退休前下降。”以赎买、补偿的方式逐步取消待遇终身制，沿袭了争议经济学家张维迎去年提出的“对改革中利益受损最大的干部群体进行补偿”的思路。

　　在现实环境下，参照成熟的国际模式，将退休公职人员的养老计划纳入统一的国家制度体系，与企、事业单位退体人员以同等原则处理——是最完美的做法。但“享受XX级待遇”者，不少人本身是政策制定者，讨价还价的权力太大。让他们以大公无私的觉悟进行废除“括号待遇”的制度设计，这种毕其功于一役的模式不容看好，也不能奢望上位者会拿出让国企职工下岗的铁腕手段以收到立竿见影的效果。虽然“补偿论”遭遇全民痛扁，但撇开道德层面的争议从现实可操作性入手，“廉政奖励制”未尝不是降低因既得利益受损的上位者抵触改革造成的时间成本的有效做法。

　　但这终究只是权宜之计，根除“括号待遇”还得落实在陈宝生的访谈中——“我说一句极端的话，人民不需要父母。”“不需要”的底气，应该来自纳税人表达公民意愿、进行体制外监督的权力的增长，公安部新闻发言人武和平日前一篇“让媒体说话，天塌不下来”的文章成为热门话题，背后的民意指向和舆论监督的重要性昭然若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