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镇企业的“前世今生”节目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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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央视《中国财经报道》播出节目《乡镇企业的“前世今生”》，以下为节目内容。

　　 播出时间：2007年4月23日

　　 50年前，中国第一代乡镇企业开始萌芽。

　　 30年前，在中国的农村大地，雨后春笋般地出现了一批批乡镇企业。10年过后，长三角和珠三角的乡镇企业甚至已经在当地GDP中“三分天下有其一”,不但可以跟当时的国营企业抢原料，抢市场，甚至开始抢人才，抢技术。

　　 1987年，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在会见外宾时留下这样的话——“我们完全没有预料到的最大收获，就是乡镇企业发展起来了”。“异军突起”甚至成为那个时代，形容乡镇企业最多的字眼。

　　 又是一个十年，进入九十年代，199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乡镇企业法》开始实施，可也就从这个时候开始，关于乡镇企业是否应该退出历史舞台的争论也与日俱增……

　　 “乡镇企业”作为一个曾经被喊得非常响亮的名词，现在确实越来越少被人提及，不少地区的“乡镇企业局”也早就更名成了“中小企业服务局”、“民营企业发展局”。甚至有人说：“乡镇企业已经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缺乏人才、管理落后、设备陈旧的乡镇企业早就已经不适应经济发展的要求”，那么，乡镇企业真的完成历史使命了吗？乡镇企业过时了吗？

　　 不久前，农业部公布了一个统计数据，2006年前三季度，乡镇企业贡献GDP达到30%，依旧保持了“三分天下”。

　　 这两个不同的结论到底说明了什么呢？记者由此对乡镇企业的前世今生进行了一番走访。

　　 江苏无锡是乡镇企业的发源地之一，当年名噪一时的“苏南模式”就出在那里。早在1954年，无锡的春雷村，就聚集了一批能工巧将，我国第一家集体性质的社队企业——春雷造船厂就诞生在那里，最近有消息，这个造船厂正在规划改造成中国第一家乡镇企业博物馆，专门收藏乡镇企业发展各时期的文史资料和文物。

　　 一、又见“春雷”

　　 不期而遇的雨，为这家造船厂凭添了些许沧桑。半个多世纪的洗礼，让这家曾经辉煌一时的乡镇企业渐渐失去了颜色，只有残缺不全的屋顶和孤单的清墙，见证着被称为中国第一家乡镇企业的起起落落。

　　 原来的春雷村，现在已经变成了春雷社区。原来的春雷造船厂，早已经变成了修船厂。再过些日子，这个维持度日的工厂将被设计改造成一座博物馆，永久成为历史。在春雷社区书记的带领下，我们找到了春雷船厂现在的承包人——王山兴。

　　 记者：“您是什么时候到这个厂子的啊？”

　　 江苏无锡市锡山区东亭春雷船厂厂长王山兴：“我啊，我是1961年，1961年来的。”

　　 春雷造船厂的老职工如今已经很难找到，64岁的王山兴是其中之一，当年到春雷造船厂时，他还是个学徒。

　　 记者：“是怎么进的这个厂？当时容易吗？进这个厂。”

　　 江苏无锡市锡山区东亭春雷船厂厂长王山兴：“那时候啊，不容易的，不容易进来的。”

　　 江苏无锡市东亭春雷社区书记徐志高：“也不容易进来的，要有人介绍啊，反正有关系才有进来，那时候就这么一个厂子嘛，没有其他富业，农民要种地为主，要进到厂子来，也要靠关系进来。”

　　 王山兴回忆，在上世纪60年代，到村镇企业工作，收入非常可观，他第一年到春雷造船厂的时候，一个月就赚到12块钱，第三年，他的月工资涨到了16块钱。这个水平在当时很令村民们羡慕。

　　 记者：“这种工资在当时来说是一个什么样的水平啊？”

　　 江苏无锡市东亭春雷社区书记徐志高：“很高了，那个时候那个种地的话，就一天计一个工，只有几分钱，几分钱，他们已经是很高很高的收入了。”

　　 春雷村因为这个乡镇集体造船厂，在江苏当地越来越出名。由于乡镇经济起步早，在60年代，在无锡创下很多第一：首先在工厂工作的比例最高，全村3000多村民，有300多人务工；其次收入最高，工业收入占全村总收入40%，每户均收入1000多元：村里只有存款，没有欠款，最早实现了全村家家亮电灯、家家用拖拉机耕地、人人享受合作医疗……

　　 江苏无锡市东亭春雷社区书记徐志高：“最兴旺的时候，一年要，净利润要三十几万，在六、七十年代，每年要三十多万，那个时候，在我们的，这个地方讲起来是很可观，很可观的一个数字了。”

　　 春雷村就像它的名字，一声春雷带来一场春雨，周边的村落，看着春雷村办企业致了富，也开始跃跃欲试。到1978年，江苏的乡镇企业，也就是当时的社队工业总产值已达到63亿元，占了全省工业总产值的近20%。从1976——1986年的11年间，苏州、无锡、常州三市乡镇工业总产值猛增了17倍。然而，就在这个财富神话的光环照耀了20多年后，乡镇企业的光辉慢慢地黯然失色，春雷造船厂也开始走了下坡路。

　　 江苏无锡市东亭春雷社区书记徐志高：“原来这里都是河嘛，靠那个船运比较多，水运比较多，后来慢慢地陆运了，走公路了的，就不行了。”

　　 到90年代，春雷造船厂早已没有了往日的红火，每年的收入只够勉强维持。1994年，工厂转制，几年后，在土地厂房还是集体所有的前提下，王山兴承包当了厂长，只能靠拆船卖废铁维持企业。博物馆改建开工的消息一传来，王山兴开始琢磨起自己的未来。

　　 江苏无锡市东亭春雷社区书记徐志高：“我说你在这里(博物馆)做门卫，跟他们介绍情况，就你来说了，你知道得最多，你是老革命了。”

　　 看到雨中破落的春雷造船厂，记者有一种失落的感觉，如果说它是因为难以适应航运市场的需求而走向衰落，那么又是什么，让红火一时的一大批苏南为代表的乡镇企业，也在上世纪90年代走到困境中呢？进入90年代，相比深圳、珠海这些沿海经济特区，苏南地区的乡镇企业普遍感到资金不足，1994年，江苏亏损的乡镇企业达到6700多个。1年之后，这个数字达到9060多个，一年就增加了25%。那么造成乡镇企业走下坡路的基因到底是什么呢？主管国内乡镇企业政策的卢永军和学者温铁军这样描述他们的记忆。

　　 农业部乡镇企业局副局长卢永军：“那时候的乡镇企业可以说是，乡镇政府一个附庸，甚至有的就是，乡镇政府的小金库，由于它产权不清呢，就是当时社会上也是方方面面都向它伸手摊派，企业负担也很重，同时呢由于这个产权不清，它和职工的利益，特别和社区农民的利益，关系不紧密，一定意义上，大家都不十分关心乡镇企业的发展。”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院长温铁军：“我们在1988年发生了通货膨胀，物价指数高达18.6的这种通胀之后，在1989年全国范围内进入了经济萧条，当时是典型的生产停滞通货膨胀，这样的一种现象发生，接着就进入了90年代的低谷，在这个过程中出现了一些政策的变化，那就是好的政策只给当时的国有部门，乡镇企业就不能再得到贷款的优惠啊，贷款额度啊，等等，加上90年代以后的一系列这个政策导向，不再有对农村企业的任何照顾了，那这些事情呢，就是80年代的黄金时期就结束了，主要是政策变化造成的这个黄金时期的结束。尤其到了后来，当这个黄金时期结束的过程中间，出现了一些其他的问题，就是地方政府，我记得80年代的领导讲，我说乡镇，特别是苏南，说是地方政府小官营，那政府呢，因为给企业提供这些优惠吗，就从企业直接拿利润，甚至是把乡镇企业的贷款直接拿来变成政府消费，甚至是把乡镇企业的生产资金占用了，导致乡镇企业出现了严重的高负债，在高负债条件下，企业生产者没有积极性了，企业职工得到的福利也下降了，社区得到的这个分配也减少了，于是乎这个乡镇企业也走下坡路了。”

　　 学者张维迎曾经这样总结改革开放后中国制度变革的三次浪潮，这三次浪潮伴随三代中国企业家的成长，也是三次经济高速增长的主要动力。

　　 第一次浪潮就发生在80年代，农村出现自由市场，一些“能人”、包括乡镇干部开始转变为企业家。

　　 第二次浪潮在90年代，一批党政干部和知识分子下海经商。

　　 第三次浪潮是2000年，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出现了一批以海归人员为主的专家型企业家。

　　 这三代企业家最重要的不同就是产权制度不一样。第一代企业家基本是个人出资兴办，并且挂靠在乡、村两级政府，借集体的招牌获取政策支持，谋取发展的。这导致了多年以后，这一批企业面临的“红帽子”怎么摘掉的难题。一场声势浩大的、“抓大放小”的乡镇企业改制也在这期间拉开了序幕。

　　 二、乡镇企业的“衰落基因”

　　 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解决温饱问题的中国农民有着强烈的致富欲望，农业生产水平的提高也产生出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所以当废除了人民公社，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之后，很多村庄顺理成章地选择了兴办集体企业的道路。富庶的苏南地区在这期间的迅速发展，被人们叫做“苏南模式”。

　　 农业部乡镇企业局副局长卢永军：“到了，80年代，中央有个四号文件，就把社队企业正式改名为乡镇企业，这时候乡镇企业就包括，乡镇办、村办、联户办、户办四个轮子。”

　　 江阴是“苏南模式”的发祥地之一，随着改革开放，这里的乡镇企业迅猛发展，1981年，乡镇企业工业总量就已经超过了市属企业。

　　 原江苏省江阴市乡镇工业局长薛介兴：“我们这里有一句土话，叫‘拔出萝卜，地皮宽’。那么有好多的乡镇的大批劳动力走向了乡镇工业，所以农村的以工补农农民就富裕起来了。当地的农村的劳动力，青少年大部分都在我们乡镇企业工作，有镇办的，有村办的，也有生产队办的，都有。”

　　 薛介兴，1987年任江苏省江阴市经济委员会主任，兼乡镇工业局局长。他告诉我们，那时候经济委员会主任和乡镇工业局长这两个头衔戴在他一个人的头上，足以说明当时对乡镇企业的重视。“村村点火，户户冒烟”这句话，确实也反映出乡镇企业的红红火火。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院长温铁军：“我们知道80年代，中国曾经出现过黄金增长，主要靠乡镇企业，为什么呢，是因为那个时候，乡镇企业每年解决了农民就业，到88年前后差不多能达到1700万到1800万，比我们现在全年的，这么高的经济增长，超过10%的经济增长，全年我们不过解决个900来万的就业吗，那个时候是现在的两倍，每年能解决1700万到1800万农民的非农就业，同时创造了连续三到四年的农民收入增长速度，快于城市增长的速度，农村的消费大幅度上涨，拉动了国内的需求，那是典型的内需拉动型发展。”

　　 社会学家费孝通教授，在1983年所著的《小城镇·再探索》中，第一个提出了“苏南模式”的概念。那一时期，江苏的乡镇集体企业，曾多年以远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的速度高速奔驰，成为江苏经济耀眼的明星。江苏乡镇企业工业总产值从1982年的132.6亿元迅速增加到1988年的980.79亿元，然而，对于这种“村村点火，户户冒烟”的发展，人们现在还有另外一些解读。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院长温铁军：“那个时候，刚刚进入乡镇企业的时候，很多人是几乎拿不到什么工资的，而且那个时候乡镇企业，如果当时市场滞销卖不动了，那甚至就是说，比如说做暖壶的乡镇企业，那你们一户乡镇企业在这就业的职工，你分几箱暖壶回家吧，我给不了你工资，甚至有的连分暖壶的这种事都没有，你就干脆回家种你的地去吧。咱们企业先停产，等到什么时候市场好了，能卖出去了，你什么时候再回来上班，他连待业，就是这个失业的这种，什么工伤的，什么劳保的，所有的这种开支都没有，把所有的劳动力剩余都变成了乡镇企业的资产。那个年代，像这种问题，比比皆是，所以那时候，不仅是村村点火，户户冒烟，破坏环境，破坏生态，不仅是这些，还有大量的对人，对社会，对很多方面的破坏，那是原始积累阶段不可避免的，任何工业化，只要在原始积累阶段，一定是充满非常复杂矛盾的。”

　　 相比合资企业、民营经济的迅速崛起，乡镇企业不得不开始思考脱胎换骨式的产权制度改革，“抓大放小”的说法开始流行，在江苏，以骨干企业为主体的一批大乡镇企业集团开始组建，1994年底，江苏省内大中型企业已由1990年的67个增加到502个，而小型乡镇企业也通过实行承包、股份合作制改造，甚至租赁、兼并的办法力图扼制亏损的局面。

　　 江苏省江阴市副市长薛良：“原来乡镇不少弊病，比如说这个所有制结构问题，这个管理一个加入家族化问题，虽然不少问题，通过我们企业的改制改造都完成了，所以我加快这个民营企业具有强大的生命力。我感觉这个民营企业是由乡镇企业，演变过来的。但是我感觉这个民营企业，比乡镇企业更具有竞争力，更具有这个强大的生命力。”

　　 1997年，当相当多数的乡镇企业面临亏损和改制的双重压力的同时，《中华人民共和国乡镇企业法》在元旦实施，值得注意的是，从这时起，乡镇企业被重新定义。过去，乡镇企业主要指乡村集体经济举办的工厂、商店，强调的是所有制。现在，人们开始更多地从地域上来界定乡镇企业：只要地处乡村，利用农村资源，以农村劳动力为主的，就是乡镇企业。而这场声势浩大的所有制的改革，和人们对乡镇企业认识的潜移默化，又给乡镇企业带来新的难题。

　　 三、“河豚”复活记

　　 从地图上看江苏扬中，很像在长江中逆水而上的一只河豚。事实上，河豚恰恰就是这个地方最大的土特产，因为每年长江里的河豚都要游经这里。恰巧的是，一个关于河豚的故事，引出了一个乡镇企业改制的困惑。

　　 江苏镇江市绿色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何宇华：“河豚死得很惨的，那一年损失很大，就是整个我们那边有六个池河豚基本上全部死亡了。”

　　 何宇华，原来是江苏扬中复合肥厂的负责人。现在搞起了河豚养殖，2000年，这家生产化肥的乡镇企业在当地改制的大潮中，成为了股份制企业。何宇华在改制中成了大股东，他说，要是没有这次转制，也许养殖河豚永远是一个梦，因为在转制前，要想让一家集体所有的化肥厂做这样的投资，是很难通得过的。

　　 江苏镇江市绿色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何宇华：“人事制度，你比如说像这个副总以上的，还有这个财务人员，他都得要政府下文。你自己是不能用的，不能用人的。你在公司内部，你感觉这个员工比较好，你要想提拔他，也是不行。他必须要由这个政府来下批文，所有的企业的负责人是不能说了算的。这是这一个方面。再一个呢，比如说用钱这个方面，贷款的制约也是由政府制约的。再一个呢就是说，在企业的这个分配制度上，就是年终分配，你哪一个负责人应该是多少钱，这些人全部也是由政府，到年终来下批文。”

　　 何宇华告诉记者，在企业改制前的1999年，有一个极端的例子。厂长、书记的年薪只有5万块钱，而做得比较好的业务员一年能拿20万。巨大的反差影响着负责人的工作积极性。这个问题，是当时许多乡镇企业的通病。

　　 江苏镇江市绿色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何宇华：“就是说企业的实际情况跟政府所了解的情况肯定是有很大差异的，所以就会带来了严重的政府注册跟企业的实际情况就是不吻合这样一种共性，这也不是我们一个公司，应该讲呢，就是说，绝大部分企业，都面临这样一个问题，所以这样呢，就是这个企业，就是你越是这个积极性，你越是要想把它搞好，那么只要你越早，那么这个企业就越是容易垮台。”

　　 农业部乡镇企业局副局长卢永军：“那么也是由于，乡村集体企业，产权不清、政企不分，它和这个外资企业，和个体私营企业相比呢，它在这个决策机制，用人机制，经营机制，分配机制，以及呢，市场应变能力上，都明显的缺乏竞争力。所以说呢，那时候由于外资进入个体私营企业的发展，这个乡村集体企业就显得发展缓慢，那么有的企业呢，就负债。有的企业甚至呢，亏损倒闭，所以乡村集体企业就陷入一种困境。”

　　 为了走出困境，只有对乡镇企业从根本上做大的改革，农业部统计，到2006年，全国168万家乡镇企业中，95%实行了各种形式的产权制度改革，其中20万家转成了股份制和股份合作制企业，139万家转成了个体私营企业。

　　 何宇华在改制之后，决定投资做河豚养殖。

　　 江苏镇江市绿色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何宇华：“我们周围也有很多的河塘的一些养殖专业户，有一百亩、两百亩的，我们把他全部带动起来。”

　　 在当时，养殖河豚在当地从未有人尝试过。而且在转制前，想做这样的事情要开多次党委会才能决定，要经过一个漫长的过程。如今自己说了算，可是一旦亏损，风险也要个人来承担了。

　　 江苏镇江市绿色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何宇华：“我记得已经进入农历的那个腊月20左右了，那个水温从原来的，就是20度左右，后来降到那个15度，就是这个15度左右，这个时候就是看到那个河豚就是基本上，从原来在水下，就上来了。”

　　 按照常识，河豚的养殖温度应该控制在18度以上。快过春节了，养殖场依赖的供暖部门放假停工，他们养的12万尾河豚在寒冷的死亡线上挣扎。

　　 江苏镇江市绿色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何宇华：“因为按照正常的河豚养殖经验，这个水的控制，如果增长一点点这个盐度，让水的浓度增加，那么河豚相对来讲，好得多，那么后来我们当时就买了，有一吨多盐，分别放到这个塘里边去。”

　　 一吨多盐倒到水中并没有收到太大的成效。何宇华算账，如果12万条河豚发生了意外，经济损失将达到100万元。为了挽救这些生命，他们想尽了一切办法。但养殖的河豚仍旧大面积死亡，出师不利的养殖项目险些让刚起步的事业就此终结。

　　 江苏镇江市绿色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何宇华：“那么就是春节过来之后，还要去找找苗，在技术上怎样来攻关。那么这样呢，就是做了一整套的很细致的工作，那么来年呢，后来养殖就逐步逐步地成功了。”

　　 如今长江里的野生河豚越来越少，养殖的河豚越来越值钱，一般可以卖100多块钱一斤。何宇华的这笔投资逐渐开始有了起色，养河豚积累了经验，越来越多的当地农户也开始靠养河豚赚钱。

　　 在和养河豚的何宇华攀谈时，记者明显感到，对于乡镇企业家的称呼，他显得多少有点别扭，按照他的说法，这已经是多年前的事了。事实上，确实有不少学者认为，当以发展乡镇集体企业为主要特征的“苏南地区”完成所有制的改革之后，乡镇企业的称谓似乎也就成为了历史。乡镇集体企业兴起发展的特定的历史条件，已经再也不可能被 “复制”出来。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院长温铁军：“我说有相当一部分，完成了相对改制的乡镇企业，他们完成了历史使命了。原来之所以叫乡镇企业，是因为乡镇企业替代了政府，解决了农村的就业问题。所以那个时候乡镇企业经营的第一个目标，叫做解决农村中的社区就业。那么当时的乡镇企业，第二个目标是支付乡村社会的福利，第三个目标才叫追求利润。所以早期的乡镇企业，因为它替代政府，解决了农村劳动力过剩的问题，所以它叫乡镇企业。而到90年代末期，像一些改制，特别是变成私营个体经营以后，它大量地开除就业，不再解决本地的这个农民富余劳动力的就业问题，特别是那些有一定年龄的这个劳动力了，比如四、五十岁的啊，这都开除了。假如它不再解决就业，不再替代政府去解决农村过剩劳动力就业的问题，为什么还要优惠呢？为什么它还是乡镇企业呢？它就不是了。所以我们说，乡镇企业的这个概念，在90年代出现了一个结构性的变化，今天的乡镇企业其中有相当一部分，不应该再戴乡镇企业的帽子，不应该再符合乡镇企业的法的约束，也不应该再享受任何优惠政策，进入市场去充分竞争。那些仍然能够解决社区就业，仍然能够提供社区福利，并且仍然能够让社区多数成员受益的这种叫做工业化社区，或者叫做社区化的企业，还仍然应该叫做乡镇企业。”

　　 经历了一番凤凰涅磐式的改制之后，复活了的乡镇企业被挤到了市场竞争的大道上，而乡镇企业的软肋也一个一个暴露出来。在很多人的观念中，对乡镇企业的印象就是“土”，这些农民出身的企业家，很多人文化程度不高，他们领导的乡镇企业一般技术创新能力差，很多乡镇企业的研发经费连销售额的0.4%都不到。研发能力的严重不足，一度是乡镇企业第一大软肋。苏南无锡，历史上被称为“布码头”，相当多数的乡镇企业靠纺织业起家，记者在这里却发现了一个农民的技术神话。

　　 四、挤垮外企的农民

　　 江苏国光重型机械有限公司董事长张国方：“德国莱姆希公司，就是有一个叫海登，海登厂长在1994年3月28号，他当时提出来跟我们合资，我们没同意，到1999年的时候，他就基本上倒闭了。”

　　 张国方，地地道道的江苏江阴农民，一个初中没有念完的农民企业家，他的创业，竟然挤垮了全球行业排名第一位的德国公司。

　　 江苏国光重型机械有限公司董事长张国方：“当时他(德国)最多一年卖给我们国家65台轧光机，那时候43万美金一台，现在我们卖20多万人民币，像这种机型也卖30万人民币。”

　　 把技术创新挂在嘴边的张国方，原来在纺织厂当机修工。1988年4月，当时的江阴县无纺布厂停产关门半年有余，负债298万元，设备还是1890年制造的梳棉织机，50多名职工工资无着。张国方被派去当这家企业的厂长。

　　 江苏国光重型机械有限公司董事长张国方：“一个工程师，他就是拿了这么一捆棉纱给我们，他说你把这个工业做成棉花辊，那应该是卖得出去的，而且我们国家花了大量的外汇，去买这根辊，那么攻关花了十几年时间也没做出来。”

　　 张国方不知道，当时在有关部门的督促下，几家大型国有纺织企业已经花费了10年时间研制棉花辊，但始终没有结果，整个中国的纺织行业只有依赖高价进口德国的产品。受这个工程师的启发，张国方动开了脑筋。他听说要想做出棉花辊，需要先把棉纱压成薄薄的一层纸，而当时500吨的油压机，要好几万块钱。自己买不起，于是他向朋友借了一台只值4000块钱的轧豆饼的机器代替，凭借着自己当机修工的经验捉摸其中的工艺。

　　 江苏国光重型机械有限公司董事长张国方：“一个乡镇企业的老板，口出狂言，你想做棉花辊，我们国家花了10年的时间公关也没做出来，我养了这么多大学本科生没做出来，你一个乡镇企业的老板你怎么凭空无助地就这么大的胆子啊。我说我来试试看。”

　　 几经周折，凭着在无纺布厂当工人积累的经验，张国方居然用轧豆饼的机器做出了几个很像样的棉花辊，但这样的棉花辊谁敢买呢？恰好当时上海的一家国营印染厂有几根羊毛辊出了故障，临时从国外进口要几个月，会延误订单的工期，无意中听说江阴有家乡镇企业能造出棉花辊，于是迫不得已找上门来。

　　 江苏国光重型机械有限公司董事长张国方：“我们不敢让他们看，当时我们不敢让他看是这台机器压的。”

　　 记者：“为什么呀？”

　　 江苏国光重型机械有限公司董事长张国方：“看了他肯定不能让我做了。”

　　 迫于工期的压力，这家上海的印染厂决定先试用一个月后再决定是否付款。一个月后，印染厂找来张国方，询问他的棉花辊卖多少钱一根，不懂市场行情的张国方一咬牙，开出了他认为的高价格——18000元。结果没出一个月，上海的企业又把张国方叫到了上海。

　　 江苏国光重型机械有限公司董事长张国方：“我们卖给他才18000块钱，那个后来他提出来，向我们提出来，可以把这个价格抬上去30%，订一个长期有效的合作协议。这个我们慢慢地知道这个轱辘，过去市场中这个轱辘的价格，是30多万人民币。但是没过几年，这个英国人给欧洲几家厂家他们都没生意了。1994年3月28日一个叫海登的一个厂长，是德国人的一个厂家，他向我说怪不得我的生意没有了，都到你这里来。他说所有的棉花，世界上的棉花公司生意大概都被你弄到这里来做。”

　　 在江阴，每逢有人说起张国方的经历，都会引来一阵阵笑声。也有人说，张国方之所以能把事办成，离不开他多年当一线技术工人的经历。而像他这样的技术高手当地人才济济，无锡这个布码头，早在明代，就几乎“家家有纺机，户户织棉布”，乡镇企业传统产业积累的技术优势一但发挥出来，能量不容忽视。

　　 江苏省江阴市副市长薛良：“现在我们更多涉及这个传统产业的高新化问题。因为我们这个传统产业在江阴经济中这个比重比较高，所以我们这样个传统产业要焕发青春，这些个传统产业在市场上，永远地立于不败之地，关键通过技术改造来解决这个传统产业技术提升问题，所以我们这几年，我们非常重视，这个技术提升问题。”

　　 如果说技术水平低看作乡镇企业的第一大软肋，人才就是如今的乡镇企业第二个软肋。有资料显示，以各种形式招聘到乡镇企业的各类人才，平均供职时间仅有2年，人才流失问题很普遍。在苏南，记者听到这样一个故事：一家乡镇企业投巨资盖好了一个科研大楼，可是至今楼里空空如也，原因是没有技术人才愿意来。在大学生就业招聘会上，一边是招聘会上乡镇企业摊位“门前冷落”。一边是大学生们“在乡下找不到精神家园”、“就是没有工作也要呆在市区”的抱怨。留住人才已经成为乡镇企业家最头疼的一件事。

　　 五、如此“照顾”

　　 江苏澄星磷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李兴：“有两个妹婿在公司，基本上都在下面的基层，大的妹子，妹妹是在一个煤厂，食堂里，烧顿饭。”

　　 把自己的亲妹妹照顾到自己集团属下一个不起眼的小厂子做饭的李兴，是一个年销售超过百亿元人民币的乡镇企业老板。那么他妹妹怎么看这种“照顾”呢。

　　 记者：“他安排你这工作你想到了吗？”

　　 李花：“没想到。”

　　 记者：“开始你觉得进厂你想干什么工作啊？”

　　 李花：“我什么工作都好，这个烧饭事不想干，他要喊我干我就干。”

　　 记者：“那你没为事再找过他吗？”

　　 李花：“找过他，他说干好都是一样是工作，就是干活都是一样的工作，什么活不全都是工作啊。”

　　 李兴的妹妹还有另外一个工作，扫厕所。对自己亲妹妹的这种“照顾”，一做就是十多年，在这期间，身价不菲的李兴因为这件事，遭到了不少人的非议。

　　 江苏澄星磷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李兴：“女儿叫我不通人情啊，你怎么把自己的亲妹妹放到下面去做这样的工作啊，她说啊，这个是不行，我说怎么不行，因为我说姑姑是没文化啊，只读了三年的书。这是思想观念的问题，你说很轻松的烧顿饭这个是可以，还有一个是打扫厕所的什么卫生，有什么不好呢？那么我妹妹开始也想不通，后来惯了，觉得很好，很自由。”

　　 对家里人看似苛刻的李兴，却不是对所有人都这么抠门。

　　 江苏澄星磷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李兴：“这个是我们第一个引进的大学生，周主任还带了一个大项目，是从天津挖过来的，你们先坐先坐，那么这个是我们的总会计师，是宜征挖过来的。”

　　 工作人员透露，在这个屋子里开会的管理人员，年薪在百万元以上的不在少数。招徕这些人才，李兴用的最多的字就是“挖”。

　　 江苏澄星磷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李兴：“我挖他来挖六年，不是三顾茅庐了，才到这里来的，也不容易。后来他也不好意思了，那我就追求这个事情太长了，所以他才来了。”

　　 这个被李兴挖了六年的人叫陆宏伟，他原来在江苏省国信集团工作。2002年，他突然做出一个让人们吃惊的举动，离开国有大企业来到李兴的乡镇企业。

　　 江阴澄星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常务副总裁陆宏伟：“我们这个原来单位国信集团的话，上上下下都非常之震动，大家都说他怎么会到那里去。就是说，而且这个一般人认为这个有很大的风险的。因为我当时在国家企业的话，这个来说国企集团也是很大的一个财团，我待遇也很好，个人发展也很好，公司领导对我也很器重，对我也特别培养，那么，所以我那个时候很矛盾。”

　　 从1996年到2002年的六年间，李兴对陆宏伟的劝说从没停止过。最终李兴如愿以偿。说到这些年挖人才的经历，李兴这样总结：

　　 江苏澄星磷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李兴：“他为什么不来呢，他就是没有养老保险，那么我们当时是农民啊，农民是参加不了现在的劳动局的社保的，怎么办呢，我们自己去搞商业保险，我们创造了一种模式，什么模式呢，叫根据工龄长短，去进行商业保险。这也是一种引进人才，吸引人才，留住人才的。所以说从现在来讲，那就更多了，比如说股权激励，股权比如最近我们正考虑要增资扩股，把一些吸引进来的人才也有股权。”

　　 农业部乡镇企业局的卢永军副局长对于乡镇企业的人才短板这样评价，早期处于黄金时代的乡镇企业，只要能生产出产品就不愁没销路，技术开发和人才没有地位，可是现在这一切全变了。

　　 农业部乡镇企业局副局长卢永军：“这个时候呢，就必须引进一些技术方面的人才啊，管理方面的人才啊，经营方面的人才啊，这时候就需要，为了稳住这些人才，也需要在产权结构上有一些调整，你不可能都是家族人来掌控这个企业，这样你这个其它人才作用发挥不出来，你这个企业不会发展得很健康。”

　　 不仅是企业，无锡的政府部门也认识到了乡镇企业的人才短板。引导当地邀请上海科研院所的工程师利用周末来企业支招，他们把这称为“星期天工程师”。

　　 江苏省江阴市副市长薛良：“不但这个发展的同时，不但留住人才，而且能吸引更多人才到我们江阴来发展，所以我们江阴现在有很多博士生、硕士生在江阴，我们自己也8家博士工作站，我们有23家省级这个技术中心，有5家国家级工程技术中心。”

　　 记者在走访中发现，眼下乡镇企业最新的流行词汇就是“一村一品”，最近几年，脱胎于“三农”的乡镇企业越来越多地和“三农”连在了一起。在刚刚实施的《乡镇企业“十一五”发展规划》里，农产品加工业成为当今乡镇企业发展的新坐标。

　　 六、草根与大树

　　 江苏扬中三叶咸秧草有限公司顾国祥：“在市场上那一块多，一块两毛钱一斤，那我们出一块四、一块五，还没有人愿意供给我们，因为他不相信，不相信这个东西能做得好。”

　　 顾国祥，开过五金公司，做过电动车销售，2004年6月，接手了一家停产半年多的加工作坊，专门做淹制一种草的生意。

　　 江苏扬中三叶咸秧草有限公司顾国祥：“秧草原来在扬中呢，都是家前屋后稍微种一点，就作为普通的农家蔬菜来食用，来吃的，但是现在通过我们公司化运作，协会化运作，来运作这个产品。”

　　 倔强的顾国祥带着儿时和妈妈一起吃淹制秧草，相依为命的记忆，开始了他的秧草生意。秧草原来就是扬中人家里的特产小菜，几乎很少有人大面积种植。随着加工厂原料需求量的增加，尽管他的收购价格比市场上高20%多，但收购上来的秧草还是十分有限。

　　 江苏扬中三叶咸秧草有限公司顾国祥：“因为原料的问题，一直都是我们的最头疼的问题，所以呢，我们后来就在供销社的引导下，组织了秧草协会，通过这个协会来培养了一大批的秧草经纪人，现在能专门为我们的公司收购原料，提供我们公司的这个经纪人就20几个，就专业来从事秧草经纪人的大户啊。”

　　 顾国祥所谓的秧草经纪人，就是专门帮他们收购秧草的农村经纪人，从中赚取差价。

　　 江苏扬中三叶咸秧草有限公司顾国祥：“过去呢种麦子呢，一年七八百块钱就不得了了，那现在呢，可心达到一千多，甚至于两千，如果说帮我们公司的收购的话，就做秧草经纪人的话，能够更多，收入更多，那有益何尝不可呢？”

　　 就在他们公司的收购点，记者碰到了一个来送秧草的农民。

　　 农民：“现在种得多，大概四分多地。一年大概送秧草大概一年多二三千块钱，就卖那个。”

　　 顾国祥告诉记者，他们给这些农民提供淹制秧草的配方和盐。现在生意已经初具规模，像这样给他们送货的农民已经有七、八百人。

　　 有人靠小草发财，就有人靠大树乘凉。江苏常州武进镇，有个被称为“大树王”的乡镇企业家，专门经营花木生意。

　　 江苏常州华余园林花木公司戴锁方：“我搞大树，对大树的研究比较深，我就是有两句不谦虚的话：我戴锁方没有搬不动的树，没有种不活的树。”

　　 说起种树的经历，戴锁方非常兴奋。

　　 江苏常州华余园林花木公司戴锁方：“我有的时候，白天观察它，晚上去观察它，照着那个手电筒，晚上照着那个手电筒看，看它的情况。所以说我平时不管是出差也好，或者是在哪里有点事情也好，我半夜回来我都要看一看。所以我平时花的功夫很深，人家都叫我树痴，确实是很痴迷的。”

　　 能得到“花木之乡”的称号，戴锁方说，这当中的学问大得很。

　　 江苏常州华余园林花木公司戴锁方：“因为树的科目很多啊，品种很多啊，这个品种1000多种，2000多种。哪一种习性，哪一种科目把它归类。归类以后这个树种，哪一个树种必须要达到一个了解，它是哪一个季节移栽，比较适应他生长这是第一方面。第二方面，哪一种树种在哪一个温度之下比较好。”

　　 靠着种树的技术，戴锁方搞了一个花木经济合作社，每年帮助老百姓销售超过了1000多万棵苗，整个武进的农村花木产业越做越大。

　　 江苏常州华余园林花木公司戴锁方：“第一带动花木经纪人，就是有几千名供销，到全国各地开销花卉苗木。还有一个带动产业化发展，就是带动了很多这个花木种植户。第三就是帮助老百姓销售苗木。”

　　 农产品加工业总体呈现快速增长的好势头,成为乡镇企业重要的优势和特色产业。2006年全国乡镇规模以上农产品加工业完成增加值8300亿元，同比增长16.5%。

　　 农业部乡镇企业局副局长卢永军：“2006年乡镇企业创造的增加值是57955亿。那么这个增加值，是占到农村社会增加值的70.1%，占到国民生产总值的27.7%。那么现在人均农村居民从乡镇企业得到的收入是1245亿元，这个就是占那个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34.7%。所以这组数字呢，我觉得，用文字可以这样概括，就说乡镇企业，现在已经是，农村经济的主体力量，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农村就业增收的主要渠道之一。”

　　 最近有一个数字：全国每年有近两亿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而同时，也有近500万农民工回到农村，开办工商企业。中国的民工潮正从涌入城市的单行道，改变成双向流动。这每年500万个从“打工者”嬗变为“创业者”的农民工，也预示着乡镇企业充满活力的明天。

　　 本期主编：赵悦

　　 编导：贾祯 李敏 朱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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