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瞭望》新闻周刊调查发现，在我国不少地方，一些公职人员，特别是领导干部在待遇方面“能上不能下”的情况仍然相当普遍，享受“待遇终身制”的公职人员级别在放低，人数在增加，已渐渐成为一种令民众与官员疏离的特殊待遇，制造了新的社会不公。有关专家认为，要警惕公职人员待遇终身制的危害，国家除给新中国建国前参加革命工作的老同志特殊待遇外，应尽快深化公职人员人事制度改革，把有关资金从这类“待遇”中转移出来，去解决更多百姓的民生问题。

　　 国家机关、人民团体、国有企事业单位中的公职人员，虽然从某个领导职务上退下来，但原来任职时包括工资、福利、保健、医疗、交通、住房等一切级别待遇依然保持不变———这种“公职人员待遇终身制”的泛滥，实际上早已是尽人皆知，公众反对意见也很大。只不过作为一个“敏感话题”，公共传媒一直对之讳莫如深绝口不提罢了。这个意义上，今天我们可以把它正大光明地摆到桌面上来，进行理性的分析和讨论，也是中国政治文明进步的表现。

　　 正如媒体所分析的，“公职人员待遇终身制”不合理的地方显而易见：既加重了国家财政负担，也造成了明显的社会不公，还强化了整个社会的“官本位”意识。这种待遇终身制等于是把通称为“公仆”的公职人员，从广泛意义上的劳动者范畴里分离了出去享受某些特殊优待，形成了一个不是按劳分配而是按级别分配的特殊群体，这无疑违反了《宪法》中的公民平等权，也背离了《公务员法》规定的公务员按劳分配原则。

　　 当然，最初的待遇终身制有着特殊的历史背景，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特殊产物。但是，在国家已经迈入法治和民主轨道的今天，待遇终身制应否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完整继承并且扩大享受群体，却是值得商榷的。温家宝总理今年“两会”期间会见中外记者时说，政府的一切权力都是人民赋予的，政府工作人员除了当好人民的公仆以外，没有任何权力———其中，我想当然也包括享受待遇终身制的权力。待遇终身制并没有在代议制框架下得到民意的支持，作为一种“权力”，它不能永远以“历史惯例”的身份来沿袭，而必须首先得到人民的“赋予”。

　　 虽然并不准确，但人们依然习惯于将“官员”和“政府”直接对等起来。人们对政府形象的认知，很大程度上是从政府官员身上获得的。正因为如此，人们对“公职人员待遇终身制”的质疑与批判，必然会转嫁到政府形象上来，成为一个“减分”因素。与此相反，对“公职人员待遇终身制”进行及时而有效的改革，也显然会成为政府形象的一个“加分”因素。

　　 可以想象，“公职人员待遇终身制”改革，将会遭受到巨大的阻力。但是，又有哪一项改革不是这样呢？所谓改革，现在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对利益的重新分配和调整，因而既得利益者的阻挠是肯定的。关键要看，改革本身是否具有正义，是否有利于社会的公平和谐与科学发展。只不过，当改革阻力来自拥有更多权力的公职人员时，对于政府改革的魄力与政府善治的决心显然将是更大的考验。这种更大的考验背后，一方面寄托着社会公众更大的期待，另一方面也昭示着政治文明更大的进步。(舒圣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