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召良，一个农民法制维权的样板，因质疑家乡长汀村的征地批复，提请浙江省政府行政复议，遭拒绝后，将其告上法庭。去年4月，省高院判其胜诉。·张召良成为中国第一个运用法律手段告赢省政府的失地农民。他的律师袁裕来说，这表示国民法律意识的提高，行政机关更需依法行政。·尽管省政府撤销了征地批复，但张召良认为政府仍默认征地合法，又向国务院申请裁决。如果裁决不能解决问题，他要对地方政府诉讼到底。

　　 为了防止维权危害到家人安全，张召良和妻子（左）离婚了。记者孙旭阳摄

　　 阳春三月的浙江长汀村，春意蔓延。在张召良家不远处的一片拆迁工地业已停工。这是张召良历时3年多诉讼维权的结果。

　　 2004年，该村有340亩的村民宅基地被征用。张召良质疑浙江省政府土地批复的合法性，提请行政复议，被拒绝后，遂将省政府告上法庭。

　　 去年4月14日，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宣判，浙江省政府此前拒不受理张召良等人要求对长汀村征地批复进行复议的申请，属违法行为。

　　 农民因征地问题告赢省政府，这是全国见诸媒体的第一例。

　　 张召良并未就此欢欣鼓舞。他发现省政府之后出具的复议结果中，依然默认了该村征地的合法性，只是申报过程中的措辞有误，“地方政府只需更改措辞，重新申报，那么我们村还得遭遇拆迁命运。”

　　 今年1月19日，张召良又向国务院申请裁决。

　　 “如果裁决不能解决问题，我还要对地方政府提起诉讼。”张召良说。

　　 为3万补偿开始维权

　　 张召良对歧视很敏感，当他的葡萄地得不到应有的补偿后，他决心用法律维权。

　　 “如果他们能给我补足那三万元，事情就不会是这样了。”张召良回忆最初诉讼的动机更多是为了个人利益和自己的面子。

　　 2003年底，张召良和其余2000多名长汀村民，都接到村委会通知：村里一共2760亩（合184公顷）土地都被征用了，村民须尽快领取补偿。

　　 张召良有11亩半葡萄地可以获得青苗费等补偿。他盘算着，这次可以获得20多万元的补偿，正好可以放弃农活去办模具厂。

　　 但是村里认为张召良地里的葡萄长势不好，给他的青苗费降了档次。在村里的计算下，只能给张召良18余万。双方协商数次，都不欢而散。

　　 “补偿就这样，要么领，要么不领。”一位村干部的话，让张召良觉得，有人故意瞧不起自己。

　　 张召良对歧视很敏感。他10岁丧父，靠老母亲拉扯长大，又在17岁时，因为非要上学，而选择与家庭决裂，成为方圆乡村“大不孝”的典型，甚至家人都预言他将成为乞丐。

　　 2004年1月19日，张召良怀揣两条价值1500元的中华烟，又一次来到一位村主要干部的家门口。

　　 那个傍晚给张召良留下耻辱的记忆。当他第二次从地上捡起被干部推掉的烟，再次往轿车车窗凑时，轿车一加速，喷着浓烟，跑了。

　　 举报无门转投诉讼

　　 每次举报后，投诉材料都被发回原地，张召良阅读法律书后，想用讼诉维权。

　　 张召良告状路上的第一步，是写举报信。

　　 2004年2月9日，张召良投书宁波市国土资源局，要求该局对发生在他11亩半葡萄地上的违法征地进行查处。两个月期限过后，他没得到任何答复。

　　 其间，他还跑到奉化市政府和宁波市政府等单位反映情况，但每次的投诉材料转发到长汀村所属的锦屏街道办事处，让“属地处理”。

　　 “村里大张旗鼓地搞非法征地，我以为一举报就有人管，可是我想错了。”张召良在到处碰壁之后，与村里的协商也没有任何进展。

　　 张召良曾对村里说，不要3万元，只要补1.5万，他就放弃投诉。

　　 但村里的态度却变得强硬：随便你去告吧，补偿标准不会变。

　　 “我终于明白了骑虎难下的道理。”张召良告状后，发现村人看他的眼光都变了，没人到他家串门，路上打招呼也变得急匆匆的，“生怕被村干部看到跟我走得近。”

　　 张召良花了700多元，买法律书籍，了解如何用法律维权。

　　 两个月法定期限到后，张召良将奉化市国土资源局告上法庭，追究其不予答复之责。国土局这次不再回避，法庭上，国土局表示：长汀村现在的征地与该局无关，村里土地并没被征用，该村只是进行征地前的准备。

　　 为了证明与此事无关，国土局出示了一份奉化市人民政府办公室的抄告单。抄告单显示，奉化市人民政府同意长汀村实施旧村改造，村里的所有集体土地也要按政府指导价征用。

　　 这张抄告单终于让张召良找到了诉讼的突破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