休假是与工作相对应的另一端。休假的本义，并非仅仅是得到休息以便更好的工作，而是在终日挣得温饱的工作压力之外，获得一种自由。实际上，以越来越发达的生产力，赢得更多的闲暇以获得自由，这是人类的一种终极目标。

　　 自从1999年中国开始实行每年春节、“五一”和“十一”三个黄金周休假制度，至今已经进入第九个年头。是不是已经到了反思的时候：这种长假真的让我们得到放松了吗？我们还有什么更好的办法来休假吗？

　　 黄金周存废之争

　　 黄金周长假产生的背景，是当年的拉动消费刺激内需。然而尽管许多学者对黄金周今天的经济效益提出越来越多的质疑，但国家的休假政策似乎短时间内还不会改变

　　 ★ 本刊记者/何忠洲

　　 4月24日，在全国假日旅游部际协调会议(简称假日办)的新闻发布会上，假日办执行主任张希钦在答记者问时明确表示：假日办正在对黄金周长假制度进行研究。

　　 然而有业内人士已经敏感地注意到：20日，吴仪副总理参加了全国假日旅游部际协调会议，这在以前是少见的。而且那天还有不少的部长级人物出席，显出一种更加重视的态度。

　　 这是不是国家相关部门对目前沸沸扬扬黄金周存废之争的某种暗示？

　　 存在或废除，这是一个问题。

　　 2004年2月27日，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在“中国社会发展政策高层论坛”上提出建议：增加中国传统节日为法定假日。身为全国人大代表的他，在随后的几次人代会上都提出取消“五一”或者“十一”黄金周，强化春节长假，增加中国传统节日为法定假日的议案。

　　 2006年，国家发改委发布的《2005:双稳健政策下的宏观经济走势》报告正式提出建议：“将每周休息两天改为休息一天，剩余的一天一起移至月末，一次休息4天，变成月月‘小黄金周’，并适当延长春节休假时间”；“取消‘五一’‘十一’黄金周”。

　　 今年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清华大学教授蔡继明再次提案呼吁取消“五一”“十一”黄金周。

　　 内需低迷催生黄金周

　　 从1999年黄金周正式走上中国的社会舞台算起，至今已经进入第九个年头。作为一个旅游概念，黄金周是从日本舶来的。1999年，国务院公布了新的《全国年节及纪念日放假办法》，决定将春节、“五一”“十一”的休息时间与前后的双休日拼接，从而形成7天的长假。

　　 长假制度被视为是拉动内需、促进消费的一大举措，这也成为后来争议的一个源头。当时，受东南亚金融危机影响，中国国内正面临经济不景气、内需低迷的困境。而黄金周似乎是一用即灵。1999年的“十一”是第一个黄金周，统计数字显示，全国出游人数达到2800万人，实现旅游收入141亿元。随即是2000年黄金周的“井喷”。当年的“十一”黄金周，旅游人数达5980万人次，旅游收入230亿元。

　　 2000年6月，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了国家旅游局等九部委《关于进一步发展假日旅游的若干意见》(国办46号文件)，正式确立黄金周假日制度。

　　 根据统计局和旅游局共同发布的统计数据，从2001年至今的6年，全国黄金周年均增长速度都保持在两位数以上。目前，每年三个黄金周的旅游人数和旅游总收入已占到当年国内旅游市场总量的1/4左右。

　　 4月24日，来自假日办新闻发布会的消息说，预计今年“五一”的出行人数可望超过1.5亿人次，再创历史新高。

　　 黄金周的迅速升温，使得国家越发重视。假日办办公室最初设在国家旅游局，旅游局局长为召集人。但2004年后，召集人改由国务院副秘书长担任，并且增加成员单位到18个，民航、铁路、交通、公安、工商、质检、卫生等中央部委都囊括其中。

　　 就在黄金周所带来的经济效益一路飙升的时候，旅游“井喷”所带来的负面效益也日渐为人们所关注。

　　 黄金周已经体力不支？

　　 北京京师天成旅游规划设计咨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欣告诉本刊记者：喷涌而来的游人，使得很多景区完全超过了其承载力，造成了相当严重的环境破坏。

　　 集中长假使得旅游景点人满为患，所有的消费都疯狂涨价，所有的既定秩序都被打乱，游客们在节后感叹：“动物园里最多的动物是人。”突然爆发的人流放大了原本有的一切细小缺陷:交通、住宿、环境、餐饮、娱乐、公共设施……

　　 这使得人们对黄金周的评价有了另外一个参照系。

　　 2006年，以蔡继明为负责人的清华大学假日制度改革课题组的研究表明：从2000年到2005年6年间，实施黄金周的5月和10月(课题组认为春节期间的消费活动与黄金周制度本身并没有直接联系，故不在考虑范围之内)的消费品零售总额相对于其他月份而言，并不如设想的那样，出现了所谓消费的高峰。因为从全年12个月的值来看，5月和10月零售额之和本来也应占全年的六分之一，即16.7%；而实际上，实施黄金周后每年的5月和10月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之和在全年的比重一直在17%左右，最低年份2005年仅为12.1%。

　　 研究还发现，从旅游收入增加量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加量中的比重来看，黄金周对消费的边际贡献在递减。黄金周的负面影响却在凸现。黄金周商家的短期成本剧增，消费者所享受到的服务质量明显下降，政府公共管理费用增加，对自然景观和历史文化遗迹造成巨大破坏，其造成“假日综合征”导致劳动者工作效率下降。

　　 为此，蔡继明认为，黄金周制度该功成身退了。他们的这一研究成了两会上他和一些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关于改革我国“黄金周”制度的建议》议案的支撑，也成了随后不久发改委建议的一个重要依据。

　　 4月21日，蔡继明告诉本刊记者：黄金周早已体力不支，应该取消。

　　 对黄金周更为釜底抽薪的研究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旅游研究中心副主任戴学峰。在2001年，时在首都旅游集团研发部的他的调查即表明：“五一”“十一”的集中消费不但未扩大旅游消费总量，而且完整实施了两个长假的2000年国内旅游人数和旅游收入增长还低于8年来的平均增长。

　　 戴学锋认为，实施延长节日的做法仅仅是使旅游人数和消费更集中了，或者讲仅仅是旅游者按时间的重新排列组合，并没有“创造”出更多的旅游消费。事实是，绝大多数旅游者一年甚至几年才有一次旅游的实力。

　　 到了今天，面对本刊记者的采访，戴学峰仍然毫不犹豫地说：黄金周对拉动内需的作用不是微乎其微，而是一点都没有。他说，“我所依据的这些数据都是国家旅游局公布的，任何人都可以再去算一遍看看。”

　　 戴学峰怀疑黄金周是否拉动了内需。随着国内黄金周的拥挤，越来越多稍有实力的人都开始选择到国外去度假。从2003年开始，中国出境旅游人数已经超过日本，成为亚洲第一大客源国，世界第七大客源输出国。中国社科院旅游研究中心2005年9月中旬发布的《中国出境旅游研究报告》警告说，中国出境旅游花费已经超过入境旅游收入，中国国际旅游业已经整体沦为花汇产业，而非创汇产业。在未来十年内，中国国际旅游逆差将达到700亿美元。

　　 黄金就在黄金周之外？

　　 黄金周里无黄金，这无疑是极为让人沮丧的结论。但是，很多承认这一点的旅游学者仍不认同取消黄金周的观点。戴学峰的同事、中国社科院旅游研究中心巫宁博士即告诉本刊记者说，“研究黄金周，考虑黄金周的存废，不能仅仅从其经济的角度衡量。”

　　 世界旅游组织发表的报告指出，旅游直接就业与带动间接就业的比例为1：5，旅游业整体上是一个劳动密集型行业，创造就业岗位的潜力很大。旅游业每直接收入1元，会给相关行业带来4.3元增值效益。

　　 而且，对中西部和广大农村地区，乡村旅游业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也起到了弥补地区发展不平衡的作用。

　　 中国旅游报编辑部主任、中国社科院旅游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刘思敏告诉记者，那些单纯以经济的角度来衡量黄金周的学者，不过是“一叶障目”。在他看来，黄金周从来不仅仅是一个和经济相联系的假日，其所承载的是个整套系统。

　　 中国社科院旅游研究中心副主任刘德谦说：“黄金周，是旅游周，也是休闲周，更是休息周。”尽管有人指责，黄金周是行政干预下的“赶大集”，但刘思敏说，黄金周制度虽然是一种带有强迫性质的休假制度，但它能够有效地保证普通的工人、办事人员及至农民工能够完享七天的假期。一旦没有这种强迫性，那么毫无疑问，在劳工和资方力量还很不对称的情况下，所谓的休假就只会是海市蜃楼。

　　 2007年五一黄金周假日旅游部际协调会议办公室执行主任张希钦也表达了相同意见：“旅游是惟一需要时间来保障的消费方式。在带薪休假覆盖面小且实施不充分、周末双休日短暂无法长途旅行等众多因素制约下，以覆盖全体公民为基本特征的公众假期，既满足了人民群众的实际需要，又符合我国重视家庭的传统观念，为举家出游创造了条件。”

　　 更重要的是，巫宁说，八年的黄金周，已改变了国人的休闲观。2006世界休闲博览会更是把主题定为：“休闲——改变人类生活方式”。中国社科院旅游研究中心的副主任刘德谦说，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黄金周既不是为了“黄金”，也不只是为了“周(游)”，而是为了更好地休息与休闲、享受人生。

　　 黄金周五至十年内尚不会取消？

　　 无论黄金周取消与否，取消派与支持派实际上并没有人会主张减少现有的休假时间。他们争论的只是对节假休息日的调整。

　　 在专家们提供的种种休假方案中，最理想的，当然还是落实带薪休假制度。《劳动法》第4章第45条规定：“国家实行带薪年休假。劳动者连续工作一年以上的，享受带薪年休假。”但是，刘思敏指出，在一个就业严重不足的社会背景下，现在许多地方连法定的休息日都未得到严格的履行，带薪休假恐怕难以推行。

　　 所以，刘思敏主张增加黄金周，他列出了几种方案。在他看来，只要在总量上增加4到9个假日——如在清明、端午等传统假日——形成更多的黄金周，就可以极大地缓解当前黄金周所面临的压力。“除去双休日，我国法定全民性节日仅为10天。即使增加两个黄金周和4个法定传统节日，最多也仅需要增加9个法定假日而已，这与当年我国实行双休日制度一举每年增加52个假日相比，显然微不足道。”

　　 他甚至说，“更何况，即使因此‘牺牲’0.5～1个GDP的百分点，最终换来劳动者的身心健康和经济运行质量的更加优化，也是和谐共赢的利国利民之举。”

　　 但刘德谦却反对增加假日总量的方案。他向记者强调，中国当前的休息日总量达到114天，在世界上都已经属于比较多的了。“太过超前，反而会于社会经济发展不利。”

　　 甚至在是否增加传统节日上，刘德谦也不同意蔡继明和刘思敏的主张。他说，“中秋清明放假有利于文化传承是无稽之谈。我们看到，洋节不放假年轻人照样热衷，文化传承要靠基础教育来做。”在他看来，节假日必须和一个国家的发展水平相一致，少了多了都会产生不利影响。“让中国的中低收入者都达到较高的收入水平，我们再来考虑黄金周的改变。”

　　 学者们的不同主张，目前都还没有一个定论。不过，刘思敏和刘德谦都比较倾向于保留现有的黄金周制度。刘思敏告诉记者，他认为，起码在5～10年内，黄金周制度不大会得到改变。★

　　 [1] [2] [3] [4] [5] [下一页]

　　 声明：新浪网独家稿件，转载请注明出处。

　　 我们的休假年代

　　 ★ 本刊记者/郑褚 文/徐卓

　　 在计划经济年代，我们没有休假的概念，那时是工作第一，既没时间也没钱度假；到了社会向市场经济转轨后，突然获得的长假，使人们在欣喜之余，似乎是以完成任务的态度来对待休假。认识休假的真谛，需要一个过程：它不是另一种工作，它是人生中除工作外的另一种价值，它让人更放松，更自由，更体现自我个性

　　 一位退休者的“休闲”记忆

　　 那个时候人们觉得，人生来就是为了工作，即使做不了更多的工作，也不能让这个人闲下来，好像那样会显得变“修(正主义)”了一样

　　 李志宁，年龄62岁，工作年限1968年至2004年。李自称是“好逸恶劳”，而在他工作的那个年代，却是劳动最光荣，似乎是人越受累才越革命。这事今天让李志宁想不通：好逸恶劳是人之共性，假如真的劳动最光荣，为什么人类社会总是把劳动作为惩罚手段呢？

　　 李志宁当过兵，下过乡，后来又回到城市。在他长达36年的漫长工作经历中，他总是在奔波劳碌，能得到的休息机会并不多，所以，对那些“休闲”记忆犹新。

　　 1968年，李志宁从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毕业，根据周恩来的一个指示，全班同学集体去了天津4701部队的解放军农场，从学生直接变成了学生兵。

　　 当兵的生活，每分钟都被安排得紧紧张张：每天早上六点，随着部队的号声响起，要在一分半钟之内起床叠被，然后一边穿衣服一边冲向操场集合。清点人数之后开始跑操，冬天的早晨六点，天还黑着，连长带着学生连队摸黑跑出军营，跑到野外的大路上，分成两列纵队站在路边，命令“放水！”一起松开裤腰带向着路两边小便。所以李志宁说，在部队真是不仅要管你吃饭睡觉，还要管你拉屎撒尿。

　　 跑操回来后，就要开始“整理内务”：把早上匆匆叠好的被子重新摊开，然后再把它叠得像用刀切出来的一样平整，学生们也学会了像军人一样用牙咬被子使其边角呈工整的90度直角；床单也必须没有一条褶皱，并且要保持一整天都是如此，也就是说，这一天都不能在床上休息了——事实上一整天他们也没有时间回床上休息。

　　 所以学生兵们最盼望的是星期天。但是这一天，有一半的时间要用来洗衣服。那个年代没有洗衣机，洗衣服真是最最繁重的劳动。李志宁说，洗衣服是他一生深恶痛绝的几件事情之一，倒不是怕累，而是难得的休闲时间都在费力揉搓中被耗掉了。整个星期天上午，部队营房水泥砌成的水槽边人都站得满满的，人们排着队接水，排着队用水泥的搓衣板，等到衣服都湿淋淋地挂在铁丝上，星期天已经过去大半了。

　　 军营外的惟一去处，是30里地外一个叫葛沽的小镇。刚到部队时，这群从北京来的大学生们对葛沽这种小地方充满了不屑——但几个月之后葛沽对他们充满了吸引力：那里有一条近200米长的街道，有商店让他们的津贴有地方花销，运气足够好的话，甚至可能遇到附近部队农场的女学生兵。

　　 李志宁记得1969年年末的一个星期天早晨，大概五六点钟光景，天还没有亮，寝室里有几个习惯了早起的学生已经醒来，这一天他们不用去跑早操，可以很幸福地躺在床上，小声聊天。突然有人提议去葛沽玩，顿时全寝室的人都兴奋起来，一刻也不愿耽误立即就起床出发。他们走了30里的路，直走到中午11点才到达小镇。四处乱逛一通，就去饭馆吃午饭。每次在葛沽，午饭都会有人喝醉，大家扶着醉汉快活地走回军营——这一天的快乐，让李志宁多少年都念念不忘。

　　 两年后，李志宁到湖南一个县城当上中学老师。后来，又下放去了农村，到了白毛坪公社幸田大队。

　　 当农民的生活，让李志宁体会到了那个年代的农民们在行政命令下付出的无端辛勤劳作。

　　 1972年，上面来了指示，要在李志宁所在的山区发展双季稻。本来冬天是农闲的季节，而现在为了引水种双季稻，大队里包括李志宁在内的大部分劳动力都投入到了挖水渠的工作，上百人排成长龙挖得直不起腰来——而这只是种双季稻要付出的巨大代价的一小部分。由于一季改两季，插秧提早稻种总被冻死，勉强种活后，发现肥料又供应不上。一年干下来，生产队里一核算，除去多耗费的稻种，以及双季稻颗粒不如单季稻饱满等等，每亩双季稻仅比单季稻多收成100余斤。

　　 李志宁说，尽管种双季稻从一开始就成为当地农民的巨大负担，但在决策者看来，农民的休闲时间被剥夺，并且付出更多艰辛的劳动，似乎并不算是生产成本的增加。因为那个时候人们觉得，人生来就是为了工作，即使做不了更多的工作，也不能让这个人闲下来，好像那样会显得变“修(正主义)”了一样。“无所事事”是个贬义词，那时的领导宁愿让人们来来回回地操正步，或者关在教室里一遍又一遍地念毛主席语录，也不能让大家“无所事事”。★

　　 [上一页]

　　 [1] [2] [3] [4] [5] [下一页]

　　 75分钟的卢浮宫之游

　　 长假让人们有了实现海外浪漫旅行梦想的可能。可是，当“X日X国游”常常变成偷工减料的恼火之旅之后，这种一掷万金买来的走马观花式的度假方式开始被人怀疑

　　 提起两年前的欧洲之行，上海外企员工陈佩佩至今都叹息不已。那是一次憧憬了好几年的期待之旅，在花费了1.25万元和10天的辗转奔波后，陈佩佩发现，想象中的浪漫之旅，落实到卢浮宫时，只剩下了75分钟。

　　 经过反复权衡，陈佩佩选择的是“法国、意大利10日经典游”。陈佩佩说，欧洲她想去的地方太多，之所以没有选择欧洲十国游之类，就是不想走马观花，毕竟，这个经典游的内容包括卢浮宫、罗马斗兽场、水城威尼斯、米兰歌剧院等等，这些都是她的魂牵梦绕之地。

　　 2005年4月21日，旅行团出发。在出发前一天，陈佩佩被旅行社临时告知，原本是从罗马到巴黎的旅游路线，已被改为从巴黎到罗马，而且原来的直飞航班也改为在维也纳转机。为了不让自己的欧洲行计划拖黄，陈佩佩接受了这个事实。

　　 但转机的直接结果，就是原定两天半的巴黎游变成了一天半，游客们21日早上7点出发，22日上午8点才住进旅馆，相应的，各个景点的游览时间也一一缩短。游客们用20分钟游览协和广场，在香榭里舍大道呆了30分钟，却花了将近两小时在商场购物。陈佩佩说，旅行社似乎认为，大家旅游的目的就是在名胜合影留念，每到一地就招呼大家在那里照相，基本上一照完就带队走人了。到了她期待许久的欧洲文艺精华卢浮宫，竟然只给留了1小时15分钟。她想起看过一篇文章里说到的那些在蒙娜丽莎画像前匆匆浏览的游客——她很惭愧地发现自己也成为其中一员。

　　 在意大利，原定25日下午和26日上午分别游览杜奥莫广场、大教堂、画廊、米兰歌剧院等景点，结果在25日下午，他们被导游带着一股脑游览完毕——为的是第二天上午挪出时间去游览日程里没有安排的维罗纳小镇，后来又加上了比萨斜塔的游览——这些都是要另外加钱的。如果你不愿去，只有在路边等待。

　　 接下来的旅程，都在匆忙地奔赴景点，疲惫地转换城市，以及和导游的讨价还价中度过。

　　 后来很多游客都认为，出发前改变旅游路线是旅行社的阴谋，旅行社抓准了游客安排出旅游时间不容易，舍不得改期的特点，使旅游一开始就无法按照原计划进行。他们回国之后投诉了这次旅行——就这样，一次憧憬中的浪漫之旅彻底变成了愤怒之旅。

　　 陈佩佩没有参加投诉，她说她必须马上忘掉这次旅行的不快。不过，她说，今后再旅游，除了跟父母一起旅游，她都不会再选择跟团出游，假如再去欧洲，一定会选择自由行，最好是一个人在一个城市多呆几天，去逛逛博物馆和农贸市场，感受真正的欧洲生活。“如果旅行和工作一样被人安排和支配，那么旅行还有什么意义？”陈佩佩认为。

　　 陈佩佩的选择，与国人旅游度假方式的转变是一致的：记者咨询中国青年旅行社得知，走马观花式的欧洲多国游已渐受冷遇，价格更贵、游览国家更少的深度游，却受到追捧。一位中国国际旅行社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从去年开始，五一期间选择超过5个国家旅游的游客就已经很少了，多国游的游客一般以老年人为主。中国社会科学院旅游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李克夫在2005年曾经预言，根据旅游业发展规律，人均收入1000美元，观光旅游业激增，人均收入2000美元，旅游方式将转变为度假休闲游为主，这一预言正在成为现实。★

　　 [上一页]

　　 [1] [2] [3] [4] [5] [下一页]

　　 有了孩子，我会背着孩子去旅行

　　 “出去玩就是追求活在工作和条条框框之外。自助游最吸引我的，可能就是那种‘在路上’的状态。”我会开始想：“我是谁？我怎么会在这里？”

　　 明茂军，网名“韦铜锤”，31岁，建筑设计师，著名户外活动网站“绿野”的基金管理员，户外运动版版主。

　　 旅游是明茂军的最大业余爱好，但他不会发展成专业登山运动员。他喜爱旅游，但不会因此放弃工作，更不想与家庭冲突：旅行只是他正常生活的一部分。

　　 中国新闻周刊：绿野中像你这样的人有多少？

　　 明茂军：绿野成立6年多了，现在有10万多注册者，北京地区有5万多人。以前调查过，绿野会员的第一大群体是IT从业者，这个行业的人触网比较早，也有出游的经济基础，此外也可能因为这个行业压力比较大，更需要出游放松。

　　 从年龄上，驴友们主要是22岁到28岁，多是单身。像我现在这样已婚而没有淡出的驴友好像并不多。

　　 中国新闻周刊：你还参加旅游团吗？

　　 明茂军：每年单位要组织一次旅游，这种跟团旅游我也参加，去过海南、西柏坡、山海关。感觉只有两个字：很烂。吃的都是份饭，不是当地特色，味道很普通，大部分时间都在赶路、跟景点合影。我个人的看法是，出去玩就是追求活在工作和条条框框之外，跟团玩有什么意思？

　　 中国新闻周刊：旅游会占用你多大的精力？

　　 明茂军：我大概60%的业余时间用在旅游上，每年三个长假，用一个回家陪父母，其他两个去出游。自助游的准备工作确实是一件很费体力和脑力的事情，你要查地图，设计路线，“衣食住行”都得自己准备。假如要进行穿越和攀登，还要准备帐篷，绳索等等装备。平日还要跑步、拉练、打球等，进行体能上的储备，同时要和队友进行磨合和交流。爬一个雪山至少需要准备半年。而一般的长线活动，准备时间在两周左右。旅游回来以后，老驴友经常会为后来的人设计一份有趣又省钱的旅行攻略，既给他人提供方便，又挺有成就感。

　　 中国新闻周刊：这种旅游是不是很花钱？

　　 明茂军：2003年我去西藏，从五一到5月28日，28天花了5500元，也就是一台电脑的钱，这比跟团要便宜得多。而那种周末的短线旅游，比如去小五台山、司马台等等，都只花几百块钱，少买一件衣服就省出来了。钱是赚不完的，挣钱也是为了用，让自己快乐就好。

　　 中国新闻周刊：可是你单位的领导会不会担心，你越玩越不爱上班了？

　　 明茂军：经常出去旅游，人们的心态可能会发生一些变化。有部分人就越发地讨厌上班，不过我还是很喜欢现在的工作，我在工作当中也可以获得满足感，正如出去旅游会从中获得某种满足感一样，何况不工作哪来的钱去旅游呢？

　　 自助游最吸引我的，可能就是那种“在路上”的状态。有时在一些长线旅行(比如那次二十多天的西藏之行)的最后几天，玩到后面已经不想玩了，突然想回归工作，回归日常生活，你会开始想：“我是谁？我怎么会在这里？”这些都是难得的体验。可以说，出门旅行让你跳出你原来的环境，是一种认识自我，舒缓心情，放松自己的过程。

　　 中国新闻周刊：那么，假如不工作就可以旅游你还会工作吗？

　　 明茂军：如果这样，我恐怕会选择不工作或者至少不如此忙碌的工作。我希望能在45岁之前退休，在没有后顾之忧的情况下去做自己喜欢的事情，比如买一辆房车四海为家，那种“依维柯”改成的房车，也就20万上下。然后把北京的房子租出去，春天出门旅游，冬天回来过冬……

　　 中国新闻周刊：家里人怎么看待你这种爱好？

　　 明茂军：父母的态度是不反对也不支持，对我的惟一要求就是要注意安全。妻子也是驴友，每次都跟我一起去玩。

　　 中国新闻周刊：有小孩以后，到退休之前，你会不会暂时淡出这个圈子？

　　 明茂军：有小孩不影响旅游。很多外国人出门远足都背着孩子，我已去看过背小孩那种背包，我很想背着孩子出去玩。★

　　 [上一页]

　　 [1] [2] [3] [4] [5] [下一页]

　　 西方人的休假：上帝给的

　　 在《圣经》中，上帝在第一天创造了天和地，之后创造了日月星辰、五湖四海、花鸟鱼虫。到了第七天，上帝休息了……上帝也会累，上帝也要休假——这是西方世界芸芸众生坚守劳逸结合传统的最初依据

　　 ★ 本刊记者/刘婉媛

　　 4月13日，西方七国财长会议在华盛顿举行。这是一次有关全球经济和金融政策的重要会议，但人们发现德国财长施泰因布吕克意外缺席。

　　 施泰因布吕克不来华盛顿，是因为他已经答应家人去非洲的纳米比亚度假，观察那里的野生动物。虽然招致一些非议，德国政府并没有对财长的决定加以指责。“此次度假很早以前就计划好了。这是这位财长对家人的承诺，而且去纳米比亚度假和去波罗的海度周末不同，想重新安排不是一件易事。”政府发言人这样说。

　　 在欧洲，休假是天大的事。最为重要的是，休假的传统已经成为一种价值观，深植于人们的心中。工作狂在其他地方被视为“成功人士”，但在欧洲或许就被看成一个乏味无趣、不懂生活的人。因此，尽管法、德等欧洲国家因为经济迟缓、劳动力缩减，不断有人呼吁要减少休假、增加工作时间，但要实现起来难上加难。而且，欧洲国家的工会组织特别强悍有力，雇主如果要减少员工的休假和福利，几乎是寸步难行。

　　 根据国际旅游组织EXPEDIA在2006年所做的统计显示，澳大利亚每个雇员平均每年休假的天数是17天。而在欧洲，这个数字要高出许多——法国人显然是最休闲的欧洲人，每人每年平均休假达到39天;勤勤恳恳的德国人是27天；英国人居欧洲末位，也有24天。

　　 在澳大利亚布里斯班税务部门就职的公务员辛迪给记者算了笔账：澳大利亚的公共假期有12～14天(包括圣诞节、复活节假期等)，而她每年的年假是4周，此外还有18天的私人假期。所谓的私人假期，是指病假或者因为家里有事需要临时请假，这些都纳入“私人假期”的范围内。如果哪一年不想休年假，当年的年假可以攒下来，三年半之内都还有效。此外，工作满十年的员工还可享受一次性3个月的假期。

　　 而美国无疑是西方世界的“劳模”，每人每年平均休假14天，在以上国家当中敬陪末座。而据世界旅游组织的统计，在东亚的韩国和日本，每位雇员平均每年所休的假也有25天。

　　 “不会休息，就不会工作。”一位在英国生活的中国女孩这样对记者说。她和先生每年有一个月的假期，“虽然伦敦的生活节奏相对比英国其他地方要紧张许多，但每年伦敦人都雷打不动地去度假。给我感觉是，英国人好像一天到晚老在休假。”

　　 即使是在休假观念没有欧洲那么强的澳大利亚和美国，人们也非常重视工作和生活之间的平衡。澳大利亚的公务员辛迪告诉记者，她所在的部门会将各个员工的休假情况在电脑里列成单子，如果有人逾期不休假，他/她的名字就会从电脑系统中自动弹出，而老板就会找这个“黑名单”上的人谈话，要求他/她休假。“有统计说，不休假的人生产力会下降，而且容易对工作厌倦，因此多数的雇主都会鼓励员工休假。”辛迪说。

　　 在生活节奏相对较快的美国，人们开始反省休假缩减的趋势给美国带来的消积影响。据美国劳工部统计，超过三分之一的美国人没有休完他们的假期，有二成的雇员一年内没休过年假。因此，每年多出的工作天数有5.74亿天——美国人认为，这是一个很可怕的数字。美国媒体指出，不断减少的休假，使美国人的劳动强度已经等同于中世纪时期的水平，美国人因此工作压力越来越大、健康问题越来越突出。

　　 事实上，多数美国人不休假并非是雇主的要求，而是出于主动的选择——工作上越来越大的竞争，观念中认为成功人士应以工作为重心的想法，都助长美国人争当“劳模”的趋势。当今的美国媒体不断刊登评论文章，指出这种趋势是“可耻的”。

　　 在澳大利亚的研究所就职近10年的大卫，工作勤恳，去年他的研究报告还在一次国际研讨会上获了奖。尽管被视为“模范雇员”，但大卫每年的假期一天也没少休。今年大卫选择了意大利作为休假地。他从撒丁岛给记者发了一封邮件：“我和我的手机一样，都在关机充电状态。有什么事给我发邮件吧，我隔几天会上网查看邮件。不过，这些天我只收到亲戚朋友的邮件。单位好像把我给忘了，而我更是把他们也给忘了。”★

　　 [上一页]

　　 [1] [2] [3] [4] [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