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姚海鹰

　　 核心提示

　　 被阳逻开发区作为龙头企业引进的高科技公司，依靠三家建筑商垫资3000多万元，在33亩土地上建起了21层高的新洲第一高楼。当大楼接近封顶时，建筑商通过法院讨要工程款才发现，该公司当初工商注册时提供的2000万元验资报告，竟然是假的。

　　 新洲第一烂尾楼，祸起武汉昊田公司。华农昆虫研究所及其负责人，则推波助澜于后。

　　 在武汉昊田及冯国安炮制的一系列引资欺诈案中，作为“受害者”之一的华中农业大学昆虫资源研究所及其负责人，到底在该公司获取批复和立项的一系列操作过程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它们又是如何被巧妙利用？

　　 综观全事件，它对高校“科技成果转让”过程中的私下操作现状，提供了一个深刻的反思蓝本。

　　 “空手套白狼”骗术揭秘

　　 2004年，冯国安向阳逻招商办声称“公司属高新企业”，并在书面协议中承诺：从2005年开始，以每年投资两千万以上的速度，在阳逻建产值过亿企业，到2006年可提供税收1750万……

　　 以不足100万的金额取得近35亩土地之后，武汉昊田对外宣称要公开招标盖两栋大楼，造价过亿。经过层层筛选，最后有3家公司入“套”。

　　 楼房施工开始，武汉昊田向新洲生鑫建筑公司、中天六建、湖北山河建设公司分别收取40万元、500万元、80万元质保金。

　　 在此期间，武汉昊天完成了它在阳逻“做大自己”的关键一步，将公司注册地从洪山区迁至阳逻，并在新洲工商分局办理注册变更手续，注册资本由500万猛增到2000万。

　　 2005年10月，新洲区法院在对武汉昊田注册资金进行调查时发现，武汉昊田所提供的银行现金账单和银行印章均系伪造，而该公司的所谓银行账户，实质上“并不存在”。

　　 警方的调查更令人愕然：武汉昊田当初用于注册企业法人营业执照的“验资报告”亦属伪造，即：为达到注册目的，冯国安提供了2000万虚假注册资金财务报告。

　　 大楼南端高耸的脚手架，早已锈迹斑驳。它的影子投到施工区四处散放的钢筋、水泥和砖块上，显得夸张而诡异，宛如这栋大楼当前的命运。

　　 4月19日上午，武汉市新洲区阳逻开发区余泊东路，这栋已停工一年多的21层“昆虫科技综合楼”，默默矗立在阳光中。

　　 工地上，一位浙江籍的过姓留守老人神情沮丧：“项目经理前天刚来过电话，说现在是个烂摊子，只能坚守阵地讨工程款。”他不知何时才是尽头。

　　 与守场老人一样，阳逻经济开发区常务副主任桂新民也是一筹莫展，作为当初引进该大楼项目的负责人，他做梦都没料到会出现当前的局面。

　　 “我们被骗了，一直都以为是华中农业大学投资的项目，没想到这样复杂。”

　　 4月19日中午，在开发区行政大楼402室内，桂新民一脸愁容，他迭声对记者说：“如果不是华中农业大学昆虫研究所介入，开发区根本不可能考虑武汉昊田公司。如果当初能把华农和武汉昊田的关系了解清楚，就不会制造出这栋烂尾楼。”

　　 可惜，没有如果，只有矗立在阳逻开发区行政办公楼旁这栋扎眼的烂尾楼，以及由此引发的数千万工程债务纠纷。

　　 “空手道” 财技

　　 武汉昊田曾在阳逻经济开发区名噪一时，它的“空手道” 财技之登峰造极程度，令所有同类案件黯然失色。

　　 4月7日下午，集董事长、总经理、法人于一身的武汉昊田生物技术产业有限公司(下简称武汉昊田)负责人冯国安，在洪山区被布控已久的珞南派出所民警抓获。由此，他4年来高举“生物科技”开发名头修建“昆虫科技综合楼”的骗局，开始呈现于公众视野。

　　 桂新民介绍，早在2004年，冯国安向阳逻招商办声称：“公司主营昆虫生物工程蝇的养殖以及昆虫类制品的转让和技术服务等，属高新企业。”冯在书面协议中承诺：从2005年开始，以每年投资两千万以上的速度，在阳逻建产值过亿元的企业，到2006年可提供税收1750万……

　　 对此，阳逻开发区深信不疑。《新洲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中称：“武汉昊田以生物制造为产业发展方向，到2010年，预计实现增加值1.5亿元以上。”

　　 理所当然，完成这块巨大“馅饼”落户阳逻的第一步，就是：征地建办公楼及员工宿舍。

　　 随后，新洲区国土、规划部门“为降低企业进入成本”，一路绿灯，将距阳逻开发区办公楼仅150米远的3万多平方米土地的使用权，低价转让给武汉昊田。这块地近35亩，转让价2500元/亩，总金额不足100万，远远低于当时的市价。“这个价格实际上就叫送了。”桂新民向记者坦承。

　　 土地得手之后，武汉昊田对外宣称要公开招标盖两栋大楼，一栋为“昆虫科技综合楼”，高22层；一栋为员工宿舍，高6层。两楼造价过亿，武汉各建筑商一时闻风而动。经过层层筛选，最后有3家公司入“套”。

　　 记者查证，2004年10月，新洲生鑫建筑公司在交付40万质保金后进入职工宿舍楼施工。2005年7月，中天六建在交500万元质保金后开始修建“昆虫科技综合楼”，该楼建筑面积35000平方米，合同造价4000万，竣工日期为2006年7月8日，工期一年。与此同时，湖北山河建设公司开始为该楼水、电、空调等施工，工程总造价2000万，以实际结算为准。无独有偶，山河公司也交了80万质保金。

　　 而在此期间，武汉昊田完成了它在阳逻“做大自己”的关键一役——将公司注册地从洪山区迁至阳逻，并在新洲工商分局办理注册变更手续，注册资本由500万猛增到2000万。有人士评价说：“这也是阳逻和建筑商敢与之合作的又一个基础。”

　　 然而，武汉昊田在坐收3家建筑商600多万元质保金后，却在工程合同到期后大量拖欠工程款：欠新洲生鑫500多万、中天六建近3000万、湖北山河300余万。就此，新洲生鑫公司率先发难。2005年9月初，该公司向新洲区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武汉昊田支付拖欠工程款。当年10月，新洲区法院在对武汉昊田注册资金进行调查时发现，武汉昊田所提供的银行现金账单和银行印章均系伪造，而该公司的所谓银行账户，实际上“并不存在”。

　　 警方的调查更令人愕然：武汉昊田当初用于注册企业法人营业执照的“验资报告”亦属伪造，即：为达到注册目的，冯国安提供了2000万虚假注册资金财务报告。所有证据显示，武汉昊田凭借虚假验资报告等手续，骗过工商部门重新注册了昊田公司，冯国安涉嫌“虚报注册资金罪”。

　　 据《长江商报》调查，武汉昊田最终功亏一篑，离不开建筑商讨要工钱这一“偶然事件”。

　　 中天集团办主任方兴华向记者感叹：“幸亏在做到21层时公司决定停工，否则在生鑫公司告到法院之前的3个月，如大楼如期封顶，昊田公司就可把大楼通过向银行抵押的形式贷款，也可依照武汉‘封顶即可出售’的规定公开售楼，那样冯国安的空手套白狼就可大功告成。”

　　 事实上，冯国安的“空手道”骗术其实并不高明，在上世纪90年代就已被屡屡识破。当新洲警方将一系列查处结果，以无可争辩的事实呈现于阳逻开发区领导案头时，他们才恍然大悟：原来，武汉昊田是借助华中农大昆虫研究所和相关教授的名份在行骗。

　　 知情者说，武汉昊田和冯国安的高明之处在于，“找到了华中农业大学昆虫研究所及其教授‘垫庄护驾’，所以一路通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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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新洲警方查明真相之前，谁都未曾怀疑过武汉昊田的能量。因为，在外界看来，它的背后实际上站着令人肃然起敬的——华中农业大学及其昆虫资源研究所，它们与武汉昊田的关联，在整个项目进展中，一直如影随形。

　　 从2005年7月“昆虫科技综合大楼”开建至今，所有路过此地的人都可看到，大楼的施工外墙上几个蓝色粗体大字赫然写着“建设单位：华中农业大学昆虫研究所”。

　　 《长江商报》获取的一份内部资料写着：“武汉昊田公司是与华中农业大学昆虫资源研究所联合创办的，是依托华中农业大学雄厚的科技资源创立的股份制高新科技企业。”

　　 该资料对22层昆虫大楼还有更为详尽的表述：“公司在阳逻开发区余泊路已征地33.5亩，建设建筑面积3.6万平方米的‘雷朝亮中国昊田昆虫资源产业化科技大楼’。”

　　 雷朝亮，华中农业大学植物科学技术学院博导、该校昆虫资源研究所所长。

　　 接受本报采访时，桂新民说：“之所以武汉昊田能引起新洲区重视，主要是因为华农有个教授专门来给我们做报告，说从培育的苍蝇中可提取蛋白质，说这个项目已终试成功，完全可投产，还说这个企业是属于创新型的高新企业。”

　　 桂至今仍记得报告会场面：“2004年，冯国安来找我们接触时，那个教授就一起过来做了一个报告，教授说他作为专利持有人，肯定想尽快找到资金转化，昊田公司就是一个非常有实力的公司。这个教授还向我们透露，华中农业大学在昊田公司中以技术入股形式，占有20%左右的股份。”

　　 该教授是否为雷朝亮本人？

　　 对此，雷予以否认：“可能是黄文老师。”

　　 阳逻另一参加洽谈的人士说：“大楼选址和领导宴请，雷教授都参加了，还带着整个研究所的老师和学生一起来，他自己不过来时，就派学生过来，给开发区的感觉就是华农要在阳逻建一个昆虫研发基地。”

　　 武汉昊田的整个项目在2004年才开始与阳逻接谈，2005年就进入实际操作，运作效率很快。在阳逻开发区看来，武汉昊田的背景就是华中农大，它们之间不是简单的合作关系，华农就是该公司的大股东和管理者。

　　 桂新民说：“我们也见过有公司玩空手道骗人，但怎么都不敢相信会有一个大学教授陪着过来忽悠人。一看有华农和教授介入，又是高校背景，而且学校还有股份在里面，我们还能怀疑吗？”

　　 据记者调查，不仅阳逻开发区“马失前蹄”，而且其他一些长于在市场上摸爬滚打的建筑商，也纷纷在与武汉昊田的接触中“败走麦城”。

　　 湖北山河建筑公司副总林金安向《长江商报》出示了一份与武汉昊田的正式工程合同，“华中农业大学”作为建设单位，也赫然在目。记者看到，该合同封面为上下排列，主体建设单位为“华中农业大学、武汉昊田生物技术产业有限公司”、工程项目名称为：“昆虫科技综合楼安装工程施工合同”，承建单位为：“湖北省山河建工集团有限公司”，签署日期2005年7月1日。

　　 “很清楚，连如此正规的合同上，都注明了建设单位是‘华中农业大学’，我们还能不相信吗？”林金安表示难以理解。

　　 而事实上，据知情者透露，武汉昊田一直就不具备任何研发能力，没有基地，也无实质性物化产品，甚至该公司的办公场所也一直处于变换之中——2006年春节后，公司从汉口解放大道一家洗浴中心，搬至徐东平价凯旋门酒店对面中力大厦13栋的1102室内，该处实为住家。且华农一位参与此事的老师承认：“武汉昊田当时宣称的‘苍蝇蛆蛋白’技术，不过是一个普通产品。”

　　 教授的角色力量

　　 不难看出，华农昆虫资源研究所及其负责人雷朝亮，在武汉昊田的一系列操作中，实际扮演了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

　　 时年52岁的雷朝亮，主要从事植物保护、昆虫行为学等研究，其担任所长的昆虫资源研究所成立于1999年底，属学术研究协会。

　　 据记者查证，雷与冯国安的实际接触始于2003年。冯乃湖南人，此前为长江二桥下“国宾酒店”承包负责人，后因经营不善负债。此后，冯开始对生物科技产生兴趣，冯最初的想法是要转化雷朝亮所在昆虫研究所的技术，他给雷的印象是，“待人诚恳、雄心勃勃，想做一番大事。”

　　 雷朝亮评价说：“冯还跟我说，老雷你不要着急，等我弄到资金了，一定投资你的项目。”雷认为知己难得，但冯总是开空头支票，一来二去，雷就开始冷淡冯。

　　 而到2004年，他们第一次有了实质性合作。据记者调查，当年4月，武汉昊田委托雷朝亮为其研发“几丁低聚糖咀嚼片及其生产方法”技术，以“委托研究”之名给了雷一笔技术转让费。

　　 雷向记者承认：“昊田的确给了我不到5万的费用。”

　　 之后，雷经常去冯在丁字桥的租借办公地，每到春节和重要节日，冯也会送水果、茶叶等礼品给雷，在冯感到融资困难时，雷还亲自出面为冯联络。

　　 雷经常陪冯外出跑项目，不辞辛劳。“有次在外时间太紧，我们就吃快餐，一共才花了20块钱。”雷说。

　　 4月13日中午，记者在华农昆虫资源研究所内，对雷朝亮进行了采访。

　　 雷首先表明，面对武汉昊田造成的烂尾楼，他也是受害者，但他承认与武汉昊田存在商业合作关系，“我们是技术入股，所提供的‘蛆蛋白技术’在整个股本金中，占有10%的股份，大约200万。”

　　 他对武汉昊田以其名字命名昆虫楼并不否认。他表示，当时并未强烈拒绝，只是很奇怪：“为什么要以我名字命名？现在想起来，他可能是想借我提高声誉吧。”

　　 建筑施工合同上为何将“华中农业大学”列为建设单位？

　　 雷回忆说，当时冯国安征求过他的意见：“我觉得也不合适，但考虑到冯很想撮合这个事，就没怎么具体阻拦。”

　　 既然雷声称与武汉昊田并无实质性合作，那他为何要参与武汉昊田与3家建筑商的招标和合同签署活动呢？

　　 一家涉案建筑商向《长江商报》披露，在2005年与武汉昊田的一次关键性合同谈判中，会见地点被安排在“华中农业大学交流中心”进行。该人士清楚记得：“当时的会议地点就在一楼会议室，由雷朝亮教授亲自安排，他说了很多代表学校和这个工程很有保障之类的话，中午我们还共进了午餐。”

　　 对此，雷并不否认：“会议室是我安排的，但工程招标的事，我只出了面，没有具体表态，都是老冯在谈。”

　　 对外界盛传他和武汉昊田有技术转让资金往来的说法，雷朝亮予以否认，他只承认2004年间有关“几丁低聚糖咀嚼片及其生产方法”的一笔费用。

　　 记者追问：“据了解，当时这笔数万元的技术转让费，并未按规定上缴学校。”闻听此言，雷朝亮一时语塞，屋内一片寂静。但4月24日，雷突然打电话告诉记者：“当时这个钱，是给了具体项目负责人黄文，只有她清楚去向。”

　　 记者随即电话采访华农食品科技学院的黄文老师，黄表示：“当时我在研究所读博士后，所有钱都是雷教授直接经手，真要查完全可查清楚。”

　　 “科技成果转换的非正常操作”

　　 武汉昊田案发后，让有关部门在调查中深感震惊的是，华中农业大学对其昆虫研究所和博导雷朝亮参与武汉昊田的一系列活动，竟毫不知情。

　　 华农校方一位人士说：“学校根本就不清楚具体操作，只是个别机构和教授的个人行为，听说几年前签过一个意向协议，但都是雷教授单方面提供的材料，具体部门并不清楚实情。”

　　 记者在华农数次调查，果如其言，在长达四年的时间里，华中农业大学及其植物科技学院中，没有任何一个部门和领导，能真正说清雷朝亮与武汉昊田的合作情况，“我们也没有委托过任何教授，到阳逻盖什么昆虫科技大楼”。

　　 雷的操作，一直在封闭状况下运行。雷所在单位、华农植物科技学院院办负责人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雷朝亮和武汉昊田的合作以及资金情况，院里也不清楚。”

　　 这位负责人感到很无奈：“昆虫资源研究所，是雷朝亮在当地民政部门注册登记的一个相对独立的机构组织，财务和对外事务都相对独立，学院不是很好管理。”

　　 “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学校有明文规定，任何教授和机构，只要和外界发生技术成果转让中的协议和经济行为，都应如实上报学院和学校。”该负责人说。

　　 在该校计划财务处，记者查到了以上文件。华中农业大学《科技成果转化管理暂行办法》第6条规定：学校科技处负责全校对外签订科技成果转化合同，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自行对外签订科技成果转化合同。在第8条还规定：成果持有人(课题组)不得将职务技术成果及其技术资料据为己有。而这些规章制度需求合作的社会单位并不了解，为科技成果转换的非正常操作留下了空间。

　　 华农科技处一位负责人认为，该事件的实质并非偶然，它体现了学校相关单位和个人在科技成果转换中的非正常操作，“学校对外转让科技成果有非常严格的限定，先要经过学校审计处审计，再经过科技处审核，每一条都要认真推敲，特别是涉及具体金额时。”

　　 该处副处长秦长平也分析认为：“外界普遍对高校有关科技成果的转让程序，缺乏必要的了解，这也是一些不正常操作时有发生的重要原因之一。”

　　 4月24日，华中农业大学一位负责人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如果情况属实，学校一定要严肃查处，这种事不仅影响了学校声誉，也败坏了学校的科技成果转化风气。无论是机构还是教授个人，都不能各自为政地转化科技成果。”

　　 针对来自各方的指责，雷朝亮也有自己的看法：“作为武汉昊田和冯国安的朋友，我帮他把项目做起来是很正常的事，有关部门应有自己的判断，不能说有昆虫研究所和我介入了，就导致大家上当受骗。我也是受害者，这只是个偶然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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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访华中农业大学科学技术处副处长秦长平

　　 长江商报：教授私下转让科技成果，有必然因素存在吗？

　　 秦长平：必然因素在于，学校在研究上不拨付经费，主要靠学院和学科带头人自己向国家和当地政府争取，但量并不大，竞争比较激烈，经常是和全国高校同行一起PK。这就迫使一些教授在技术成果转换方面动脑筋找出路，向社会上寻求民间资金。

　　 长江商报：一般技术成果如何获得科研经费支持？

　　 秦长平：主要来源于两方面，纵向是获得国家支持，横向是向社会募集，就是把成果卖出去的那部分。纵向和横向资金的一般获得比例是15：1，去年华农整体申请的科研经费有2亿多，但向社会争取到的只有2000多万。

　　 长江商报：贵校横向资金的获得比例低的原因何在？

　　 秦长平：除把握市场不够外，我认为主要还是不规范操作所致。学校有部门和个别教授，私下和企业“合作”。譬如说，一个技术刚好在某个教授手里，学校要考虑具体风险和成果价值，向企业开价可能要100万，但具体教授可能只要10万、5万。这种私下操作，严重影响了正常技术成果转让，让转让资金大大缩水。

　　 长江商报：这种状况能否有效控制？

　　 秦长平：任何一个科技成果都是职务行为，是国家和学校投入巨大资金研发出来的，很多教授为了一己私利就急于把技术转化出去，不考虑国家和学校的投入，但目前还控制不了。

　　 长江商报：正常的科技成果转化所得费用怎样分配？对教授积极性有影响吗？

　　 秦长平：学校对科技成果转化的收入实行“三级分配制”。即：科技成果转让他人，或许可他人使用，或与他人合作实施转化，所取得的收入按照3：3：4的比例分配，即学校30%，成果完成人奖励30%，余额40%进入科研经费账户，作为横向课题用于事业发展。

　　 表面上看，到教授和学科带头人手里的钱是会减少一些，这可能是个别教授私下操作的根源。

　　 长江商报：对私下出让和转让行为，学校如何处罚？

　　 秦长平：学校有严厉的处罚措施，一旦发现，在评职称时一票否决，也不再为当事人申请科研经费。对比较严重的，学校还保留追究其法律责任的权利。

　　 长江商报：具体处罚过相关人员吗？

　　 秦长平：暂时还没有。做这些事情的，都是学校的硕导、博导等高级知识分子。私下转让“科技成果”，考验的是教授的学术人品，他们应该知道这个基本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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