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侵华战争中的“笔部队”

　　 侵华战争期间，日本内阁情报部向中国战场派出了一批文学家。他们以笔为枪，为侵华战争摇旗呐喊，被当时的日本媒体大肆宣传为远征中国内地的“笔部队”。

　　 “笔部队”的成员们制作了大量“战争文学”，为侵华战争强词争辩、美化日军暴行、丑化中国军民。“笔部队”在日本侵华战争中的作用不可小觑，但在中国，却鲜为人知。

　　 战后，日本右翼文人又大肆撰文，蓄意歪曲历史、任意抹杀史实，将战前和战时日本军国主义文人对华的文化侵略继续推进。其中最重要的“作业”，就是否定、抹杀南京大屠杀。

　　 1937年7月7日，日本发动了蓄谋已久的全面侵华战争。日本侵略者对中国人民展开了人类历史上最凶残的屠杀，对中国的物质财富进行了疯狂的掠夺与破坏，对中国文化遗产进行了罕见的摧残与毁灭。经过中国军民八年的艰苦抗战，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9月2日签署投降书，日本侵华战争以失败而告终。

　　 以笔杀人：不能被忽略的侵略

　　 拿破仑曾说：一支鹅毛笔能抵三千毛瑟枪。日本侵华期间，也曾派出一只“笔部队”

　　 本刊记者/欧阳海燕

　　 场上虽然有残酷的情景，但也有着美好的场面和丰富的生活令人难忘。我经过一个村落时，看见一支部队捉住了抗战的支那兵，听到了这样的对话。‘我真想用火烧死他！’‘混蛋！日本男人的作法是一刀砍了他！要不就一枪结果了他！’”(《战线》，1938年12月，朝日新闻社出版)

　　 这是日本女作家林芙美子(1903-1951)笔下的日本侵华战争，屠杀的场面充满了英武的美感，令她难以忘怀。

　　 1938年，林芙美子从军出征，时值日军攻占武汉，她把亲眼目睹的战争场面写成了两本从军记：《战线》和《北岸部队》。因为对美化日本侵华战争做出了特殊的贡献，林芙美子被当时的日本媒体誉为陆军部的“头号功臣”。

　　 侵华战争期间，日本向中国派出了一批像林芙美子这样的“笔杆子”，他们组成了一支特殊的部队，被称为“笔部队”。“‘笔部队’的成员们以笔为枪，为侵华战争摇旗呐喊。”研究者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王向远称：“他们或把战争责任强加给中国，或为侵华战争强词争辩，或把日军的残暴行径加以诗化和美化，或胡说中国老百姓如何‘亲善’，或炫耀自己的战争体验。”

　　 协力侵华

　　 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本近卫首相召集各新闻通讯社和几家著名杂志社的代表“恳谈”，要求他们“协力”战争。紧接着，日本政府发布《国民精神总动员实施纲要》，又把负责战争宣传的“陆军情报委员会”升格为“内阁情报部”。在这种情况下，日本国内的报刊、广播等舆论工具也向国民展开了规模巨大的侵华战争的宣传。

　　 为了满足日本民众对战场通讯的需求，早在1937年8月初，《东京日日新闻》便接连派出大众文学巨匠吉川英治氏和小说家木村毅分赴天津和上海，及时发回战事报道。8月底，杂志社也开始向中国战场派出作家。“七七事变”爆发后的一年里，日本媒体派出了几十名文学家来到中国内地“从军”。他们写的“从军记”和“现地报告”一时充斥杂志报端。

　　 “这时，日本军国政府还没有直接插手组织所谓‘笔部队’。这些初期的‘从军作家’都是由非官方的民间机构派出的，但其性质和后来的所谓‘笔部队’并无不同。可以说他们是初期的‘笔部队’。”王向远说。

　　 在初期特派作家的作品中，尾崎士郎的长篇从军记《悲风千里》一直获得日本读者和学者的较高评价。书中描写的是日军侵占下的华北地区的情形，没有战争的恐怖，只有温情的和平。在其中的《支那的孩子》一节中，有这样一段描写：

　　 “小孩！小孩！来！来！”

　　 孩子们起初不敢接近，随着逐渐熟悉，慢慢地靠了过来。于是东洋鬼子给他们牛奶糖，抚摸他们的头。

　　 孩子们已经知道了，原来东洋鬼子不是鬼。于是跑回家中，从家里拿来了梨、柿子等，献给“东洋鬼”。

　　 “东洋鬼”乐得笑逐颜开。他们接受了水果，同时付了钱。

　　 孩子们再次跑回家里，然后把他们的父母兄弟带来了。

　　 “尾崎士郎在这里刻意描绘的颇有‘人情味’的场面，绝不是有的日本学者所说的什么‘人道主义’，而是刺刀和枪口下的‘和平’，也就是日本军队在中国搞的所谓的‘宣抚’。”王向远说。

　　 1938年3月，日本作家石川达三《活着的士兵》发表。因作品描写了日军在中国烧杀抢掠场景，石川达三遭当局逮捕。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日本士兵兼作家火野苇平1938年8月创作的小说《麦与士兵》，站在军国主义立场，美化歌颂侵华日军，却在当时发行了120万册，成为最畅销书。王向远认为，正反两个事例，显然给日本军部和政府以明确的启发，导致了他们对作家从军及其创作活动的干预与管制，并成为由军部和政府直接出面组织从军作家的所谓“笔部队”的一个契机。

　　 1938年8月23日，日本内阁情报部召集文艺家开会。会议提出：希望派20名左右的作家到中国前线看看，不对作家做硬性要求，相信作家们自有正确判断。

　　 8月26日下午，内阁情报部公布了确定派遣的从军作家名单。此后，日本新闻媒体对这批从军作家大肆宣传，称其为远征中国内地的“笔部队”。

　　 第一批“笔部队”回国后，军部和政府又组织了第二批“笔部队”。1938年11月，他们作为海军的从军“笔部队”被派往“南支”，即中国南方地区。

　　 “‘笔部队’的组成以及开往中国的过程，表明日本军国主义政府开始已经通过国家权力，把日本文学拖入了侵华战争的轨道。此后，无论是否到过中国前线，日本的绝大多数作家都以不同的方式，为支持和配合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战争，写下大量侵华的所谓‘战争文学’的文字。”王向远说。

　　 日本当代学者高崎隆治评论“笔部队”中的文学家，“不必说抵抗，连不合作也没有，竟趋炎附势，溜须拍马。文学家们应该从这种可耻的堕落中，充分地汲取历史的教训。”

　　 石川达三和火野苇平

　　 1938年底，“笔部队”的大部分作家都已回国，日本许多报纸杂志纷纷刊登“笔部队”作家的从军记、报告文学、小说等，形成了侵华战争期间所谓“战争文学”的一次高潮。

　　 “‘笔部队’成员的这些文学作品，尽管在内容和表现形式上有所不同，但都不同程度地完成了军部要求他们完成的使命。”王向远说，尽管军部在劝诱作家从军时，曾表示不对作家做硬性要求，但事实上，作家一旦来到前线，就必须按军部的要求去做，前车之鉴便是石川达三。

　　 石川达三的纪实小说《活着的士兵》描写的是几个日本士兵在南下进攻南京的途中，烧杀抢掠无恶不作的种种野蛮罪行：他们仅仅怀疑一个中国年轻女子是“间谍”，就当众剥光她的衣服，近藤一等兵用匕首刺透了她的乳房；平尾一等兵因为一个中国小女孩儿趴在被日军杀死的母亲身边哭泣而影响了他们休息，便扑上去，用刺刀一阵乱捅；随军僧片山玄澄，一手拿着念珠，一手拿着军用铁锹，一连砍死几十个已经放下武器并失去抵抗能力的中国士兵；他们占领上海后，强迫中国妇女作“慰安妇”，成群结队到“慰安所”发泄兽欲。

　　 “比较地看，石川达三的《活着的士兵》是日本‘战争文学’中罕见的、甚至可以说是绝无仅有具有高度真实性的作品。”王向远说。然而，正是由于作品揭示了侵华士兵人性的畸变，石川达三被日本法庭以“记述皇军士兵掠夺、杀戮非战斗人员，表现军纪松懈状况，扰乱安定秩序”罪名，判处四个月徒刑，缓期三年执行。这是日本全面发动侵华战争后发生的第一起、也是仅有的一起作家“笔祸事件”。

　　 被判有罪，石川达三感到了一种“成为罪人的屈辱”，于是他“幡然悔悟”，并很快找到了一个“戴罪立功”的机会。判决十几天后，他再次被派往武汉战场从军。一个多月后，返回日本，发表了“思想革新”作品《武汉作战》。

　　 “《武汉作战》与《活着的士兵》大为不同。在《活着的士兵》中，作者描写了日军的凶残行径，而在《武汉作战》中，他努力表现日军的‘文明’之举，显然是在试图抵消、抹杀上一部作品中有关描写及其造成的影响。”王向远说，“但由于露骨地‘戴罪立功’，无条件地歌颂侵略战争，其结果是毫无‘真实’可言，而是黑白颠倒，谎话连篇。”

　　 与前后判若两人的石川达三不同，火野苇平自始至终都是一个坚定日本军国主义战士。他和他的《士兵三部曲》(《麦与士兵》、《土与士兵》、《花与士兵》)，在日本几乎家喻户晓。

　　 在火野苇平笔下，侵华日军是一支伟大的军队，士兵们具有大无畏的英雄主义气概。

　　 然而对于中国人，火野苇平却道出了“强烈的憎恶”——

　　 我对于那些给我们的同胞造成如此艰难困苦，并威胁到我的生命的支那兵，充满着强烈的憎恶。我想和士兵一起突击，我想亲手消灭、杀死他们。(《麦与士兵》)

　　 火野苇平的侵华文学作品，被军部宣传机构大力推广传播，他本人也被捧为“国民英雄”。

　　 “整体看，‘笔部队’制作的侵华文学，完全是日本军国主义‘国策’的产物。”王向远指出，一方面，侵华“国策”造就了“笔部队”，另一方面，“笔部队”制作的文学作品又在相当程度上为日本的武力侵华推波助澜，形成了“枪杆子”和“笔杆子”双管齐下的侵华战争局面。

　　 半途而废的侵华文学反思

　　 鉴于“笔部队”的从军作家对日本侵华战争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日本战败后，美国占领军最高司令部在1946年1月发布文件，决定追究在侵略战争中负有责任的人，其中规定：“通过文笔、言论，积极地鼓吹好战的国家主义的代表人物——实际上指的主要是文学者——也在追究之列。”

　　 在占领军最高司令部文件的支持下，日本文学界内部开始了对文学者的战争责任揭发和追究。1946年1月，评论家小田切秀雄等创办《文学时标》杂志，设专栏渐次点了战争协力者的名字，包括火野苇平、石川达三等40多人。1946年6月，日本左翼杂志《新日本文学》发表了小田切秀雄《追问文学上的战争责任》一文，点出了包括火野苇平、尾崎士郎在内的25个作家的名字。

　　 然而，这样痛快又合情合理的揭发和声讨，却没有能够持续下去，不久便走调了。一个重要原因是文艺评论家本多秋五等人，在战后初期的重要杂志《近代文学》组织召开的座谈会上犀利地指出：“要追究文学工作者在战争中的责任，首先应讨论追究者的主体资格问题。可以说，在战争中完全没有责任的文学工作者是绝无仅有的。”这样，既然谁都没有资格追究，就等于谁也不会受到追究了。

　　 王向远说：“这反映了日本战后初期文学界对战争责任问题的主流态度，在这种论调下，文学界关于文学者战争责任问题的讨论和追究也就不了了之了。”

　　 当时被《文学时标》和《新日本文学》点名的几十个文学家，除了小部分人后来陆续被占领军最高司令部定为战争责任者并给予开除公职等处分之外，大部分人没有受到任何处分。

　　 直到1948年3月，占领军最高司令部才分两批公布了作为文学家受处分的12人名单，其中包括石川达三和火野苇平。石川达三等3人被提出异议，准予不受处分。而那些受了处分的文学家几年后又全部恢复了“名誉”。王向远由此总结说：“无论从行政手段上，还是思想上，对侵略战争负有重要责任的文学家都没有受到根本的触动，没有做过真正的反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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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右翼文人为侵华战争辩护、美化、翻案的重要“作业”，就是否定、抹杀南京大屠杀

　　 本刊记者/欧阳海燕

　　 侵华战争中，日本军国主义实施“文坛总动员”，除极个别人外，绝大多数日本文学家都积极协力侵华战争。战后，日本右翼文人又为日本侵华战争辩护、美化并最终全面肯定日本侵略行径，肆无忌惮地为日本的侵略战争翻案。而其中最重要的“作业”，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王向远认为，就是否定、抹杀南京大屠杀。

　　 日本右翼文人的代表人物渡部升一说过：“南京事件”就是卡在日本喉咙里的一根化了脓的刺。“因而，右翼势力要肯定‘大东亚战争’，就必然否定南京大屠杀的存在。”王向远说。

　　 事实上，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南京大屠杀的责任者进行审判的时候起，就有一个人预谋着日后翻案，他就是田中正明。此人1933年加入松井石根为会长的、打着“兴亚”旗号实则琢磨着如何统治中国及亚洲的“大亚细亚协会”，1937年应征入伍，出版过美化日本侵华战争的书，1946年被占领军指为G级战犯，被除去公职。

　　 松井石根被东京法庭判处绞刑后，田中正明愤愤不平。在为松井举行的秘密葬礼上，他得知了一件事：在参与东京审判的11法官中，有一个名叫帕尔的印度法官，他写出了一份长长的判决书，称东京审判不过是战胜国对战败国的报复，A级战犯“全体无罪”。这个判决自然未被采纳。但田中正明兴奋不已，他想尽一切办法秘密借到了这份百万字的判决书，并将它抄录下来，以待日后使用。

　　 1952年4月，田中正明出版了日本战后、也是东京审判后第一本系统地试图全面否定东京审判的判决、为日本侵略战争全面免罪的书——《真理的裁判：帕尔的日本无罪论》。

　　 此后，田中正明又利用帕尔的“日本战犯无罪”判决书，做了许多文章。1984年，他出版《南京大屠杀的虚构》一书，主要依据日军自己的堂皇记录，以及松井石根日记中的“真实叙述”，绞尽脑汁地为自己的老主子和南京大屠杀翻案。

　　 田中正明的后半生，倾其全部精力于对日本侵略战争的辩护、对日本战犯的美化、对南京大屠杀等日军暴行的抹杀。“可以说，田中正明以及其抹杀论是20世纪90年代后形成的日本右翼文人南京大屠杀抹杀思潮的一个源头。”王向远说。

　　 到了20世纪90年代，南京大屠杀抹杀论已经成为一股不可小觑的右翼思潮。这一时期，涌现出了铃木明、富士信夫、板仓由明等一批右翼文人，他们或撰文著书，或举行公开演讲，或在电视上露面讲话，形成了南京大屠杀抹杀论的大合奏。其中堪称“旗手”的人物是东中野修道。

　　 东中野修道(1947-)，1971年毕业于鹿儿岛大学，1977年大阪大学读“博士课程”，现任亚细亚大学法学部教授。2000年，他的代表作《“南京大屠杀”的彻底检证》出版发行。书中的论点令人瞠目结舌，比如他认为在南京烧杀抢掠的不是日军，而是中国军队及所谓的“反日搅乱工作队”，认为至今仍健在的南京大屠杀的幸存者、见证人夏淑琴女士是个“假证人”。他还“不辞辛苦”地从成千上万真实的照片中，挑出五张不能确定背景与内容的照片刊于卷首，并挨张论证了这些照片的“伪造性”。

　　 东中野修道对南京大屠杀的抹杀，赢得了日本右翼同伴的叫好。藤冈信胜吹棒说：“此书的出现，使南京事件的研究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同时，由于这本书，而构筑起了批判张纯如《南京暴行》的学问的桥头堡。”

　　 对于这些日本右翼言论，王向远认为，尽管猖獗，但现在看来尚未成为主流。日本也有不少有正义感和学术良知的学者与文化人对右翼言论加以批驳，但我们也不能够因此忽视右翼言论造成的恶劣影响及其危害性。

　　 对日本右翼言论加以清理、评析和批判，王向远的《日本右翼言论批判：“皇国史观”与免罪情结的病理剖析》，在中国目前还是第一本。“这不是一本反日的书，”王向远说，“我只是站在民间的立场上，从学术研究的角度，对日本民间右翼文化人的挑衅行为给予必要的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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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皇的象征意义，与“内外有别”的共同体意识和“武士道”的“忠”、“勇”意识结合起来，对日本国民构成了一个强有力的动员力量

　　 本刊记者/欧阳海燕

　　 为什么时至今日，日本右翼文人，以及某些内阁成员，仍未从侵略战争的迷梦中醒来，而总是千方百计企图美化侵略，歪曲历史呢？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王向远总结了日本右翼文人基本言论的三个特征：以崇拜天皇及天皇制为基本特征的“皇国史观”、免罪情结，以及歧视、蔑视、仇视、丑化中国的反华狂热。“这些日本右翼文人对言论自由的民主原则肆意加以恶用，散布不负责任的、肆意伤害中国人民、蓄意歪曲历史、任意抹杀史实的暴论，实质上是战前和战时日本军国主义文人对华文化侵略的继续。”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赵宝煦也从日本传统政治文化角度对这个问题做了解析。

　　 共同体意识与武士道精神

　　 新世纪：日本传统政治文化中的哪些特点导致了一些日本人美化侵略战争、抹杀罪行？

　　 赵宝煦：日本历来视家、国为一体。国是放大了的家，家是缩小了的国。忠、孝一致，要求国民以孝敬父母的心情，效忠国家。而且不仅把“国家”家族化，其他各种社会机构、政治机构等等，也基本上都“家族化”了。

　　 这就使得各种集体、企业、公司以至社会团体等等，只要是一个集体组织，就成了一个“家族式”的共同体。任何一个人，除去是家庭的成员、国家的国民外，他还是若干性质不同的“共同体”的成员。各种共同体内有其一定的秩序规则和伦理规范，这就是所谓“共同体意识”，或称之为“团体主义精神”、“团体归属主义”或“忠诚团体意识”。

　　 而各种共同体中一个普遍性的秩序规则就是“内外有别”。对共同体内部，强调“以和求存于全体之中”、“妥善地保持一体之大和”；而对共同体外部，则是无情竞争，甚至是残酷打击。

　　 新世纪：在共同体内部“保持一体之大和”，如何会发展到走向对外侵略的军国主义道路呢？

　　 赵宝煦：那就是日本传统政治文化中对国民影响至深的“武士道精神”。新渡户稻造在他的《武士道》一书中，曾细致描写了一家三兄弟切腹的情景：左近面向幼弟说：“你先切腹吧！让我看到你切腹没有切错。”幼弟答道，他还未见过切腹，等看哥哥做的样子，自己再仿效做。哥哥含泪微笑说：“你说得好，刚强的小家伙，不愧是父亲的儿子。”…… 看到哥哥所作的样子，在两个人都咽气之后，幼弟便镇静地脱去了上身衣服，照着左右两位所教的样子漂漂亮亮地完成了切腹。

　　 在武士道的道德体系下，切腹是一种高尚的死法。几乎体现了日本武士道强调的忠、义、勇、名誉、礼和克已等全部道德规范。而在这种所谓武士道精神的感染下，我们便可以懂得在内部提倡“贵和”与“中庸”思想的日本人，在外国国土上犯下的暴行了。

　　 万世一系的天皇体制

　　 新世纪：天皇在日本传统政治文化中，具有什么样的意义？

　　 赵宝煦：天皇在日本国民心中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老百姓心甘情愿为效忠天皇而远征，寻求一种为天皇战死的“光荣”。而天皇体制自公元7世纪大化革新确立至今，一千多年来，统治实权虽几经更替，然而却从来没有发生过改朝换代的革命，即所谓“天皇万世一系”。

　　 在 1946年 11月 3日公布的《日本国宪法》中，第一章第一条，即开宗明义指出：“天皇是日本国的象征，是日本国民统一的象征，其地位以主权所在的全体日本国民的意志为依据。”

　　 这个象征，与“内外有别”的共同体意识和“武士道”的“忠”、“勇”意识结合起来，就对日本国民构成了一个强有力的动员力量，好坏事都便于利用“天皇诏书”的形式顺利推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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