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行城市规划法非常虚弱，没有一部法像它那样遇到如此强大的挑战。”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万学文在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说——

　　 这样的对话在领导与规划人员之间频繁上演：

　　 ——领导说：“这里盖个房子吧。”

　　 ——规划人员说：“按规划这里是中心花园。”

　　 ——领导说：“先要下里巴人，然后才能阳春白雪，改了吧。”

　　 “在我们国家，改变土地的使用性质实在是太容易了。某些地方领导习惯了置法律于不顾，除了直接下命令，还写各种条子批示。规划人员像守门员，能扑住一个算一个。”为了明哲保身，不少规划干部都有收集存放领导批示的“习惯”。4月27日，万学文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如是说。

　　 清华大学土木建筑系研究生毕业的江西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万学文，“搞了三十几年的城市规划”，是注册规划师，对城市规划的苦衷十分了解：“在会议上、制定发展战略时，地方领导都在讲规划有多重要，但在具体问题上，就把规划忘了。”

　　 “拆了建，建了拆”：都是为了地价

　　 “城市建设是地方领导的重要职责之一，而城市建设首先面临的问题就是规划。同时，城市规划也最能突出地方领导的政绩，直接促进其晋升。”万学文说，这是一些地方领导热衷城市建设的原因之一。

　　 “土地使用与地方经济发展的关系太密切了，”万学文告诉记者，过去城市土地不大值钱的时候，规划朝令夕改的问题还不算突出，但随着城市改革的深入，福利住房分配制度的结束，土地价格越来越高。与此同时，修马路、下水道，建污水处理厂等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也需要更多的钱。于是，一些地方领导往往便把希望寄托在土地上，挖掘土地的含金量，获取最大利润。

　　 “城市建设的钱，大部分来自地价。在利益驱动下，许多城市拼命开发老城，拆了建，建了拆，因为地皮越来越值钱。”万学文指出，地价收入是政府的预算外收入，地方政府很容易绕过人大监督，拿这些钱去搞豪华行政办公楼，搞形象工程。这里头也容易出问题。

　　 修改规划：权力应给上级机关

　　 在1990年城市规划法出台之前，“城市规划多靠人治”。在1993年村庄和集镇规划建设管理条例出台之前，“农村根本谈不上什么规划”。

　　 “这一法一条例，在执行过程中，时常被忽视。”万学文指出，1990年4月1日城市规划法施行以来，具体的执行情况并不理想。

　　 鉴于这种情况，万学文认为，制定统一的城乡规划法，不应该简单地看做是将旧的一法一条例合二为一，应在这个基础上进一步提高，用法律明确规划的权威，确定“先规划后建设”以及“非法定原因，规划不得修改”等原则。“修改规划的法律口子不能开，规划不能软。只有这样，才能节约资源、保护环境，并保持一座城市的文脉。”万学文强调说。

　　 城乡规划法草案第十五条规定，城市、镇“总体规划的规划期限一般是20年”。第四十六条规定了修改规划的“五项正当理由”：一是上级政府制定的城乡规划发生变更，提出修改规划要求的；二是行政区划调整确需修改规划的；三是国务院批准重大建设工程确需修改规划的；四是经评估确需修改规划的；五是城乡规划审批机关认为应当修改规划的其他情形。

　　 对此，万学文说，第四十六条规定得比较宽泛，实际降低了第十五条强制性内容的刚性约束力。他建议将第四十六条中第四、第五个条件拿掉。“经评估确需修改规划的，评估是哪一级？没说清楚。审批机关就可以修改规划？这口子太大了，修改规划的权力要给上级机关。”城市规划法草案第四十八条规定：城市、县、镇人民政府修改近期建设规划的，应当将修改后的近期建设规划报总体规划的原审批机关备案。对这一条，万学文认为，光备个案，修改规划太容易了。“应当报原审批机关重新审批。修改规划的权力应该给上级机关。”万学文建议。（来源：检察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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